1. 中國女紅軍長征故事(連環畫)
        文字/紅筆桿          繪圖/李倫

        在20世紀的時空坐標上,閃耀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光輝亮點。長征是傳奇之旅、勝利之旅、艱苦之旅,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且早已在全世界廣為傳揚。鮮為人知的是,當年曾有2000多位女紅軍的特殊身影,活躍在這漫漫的征程中。

        雨、雪、冰、霜;雪山、草地、空襲、阻截;凍、餓、血、淚……沒有誰,比在長征途中度過艱難歲月的紅軍戰士們更懂得戰爭的含意。然而,女紅軍們承受了比男紅軍更多的艱辛。她們浴血奮戰、艱苦跋涉,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表現出了艱苦奮斗、不怕犧牲、團結互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她們中的一部分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長征,另一部分女紅軍卻在戰斗中、行軍中倒在了征途上;有些女紅軍在長征中因翻越人跡罕至的大雪山,而導致生理發生變化,致使絕經;一些母親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分娩,而導致終身疾病纏身;一些母親甚至在戰火中一邊行軍一邊分娩,產后又不得不忍痛丟棄嬰兒……她們用女性特有的柔韌與苦難進行著殊死抗爭,用濃濃的情和愛,譜寫了一個個凄美動人的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曾確定參加長征的32位女紅軍是:蔡暢、鄧穎超、賀子珍、康克清、李堅真、劉英、李伯釗、劉群先、鄧六金、危秀英、謝飛、楊厚珍、吳富蓮、廖似光、吳仲廉、周月華、鐘月林、錢希均、金維映、劉彩香、危拱之、甘棠、蕭月華、曾玉、李建華、王泉媛、丘一涵、陳慧清、李桂英、謝小梅、彭儒、黃長嬌。后來,彭儒、黃長嬌因病留在蘇區,其余30位女紅軍,都走上了漫漫征程。紅軍離開貴州時,謝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來參加地方工作,沒有去陜北。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吳富蓮、王泉媛、吳仲廉三人被派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她們參加了西征,歷經失敗、被俘等種種磨難,只有吳仲廉一人后來回到了延安。所以,紅一方面軍30位女紅軍中,只有25位最終到了陜北。

        1935年11月19日,紅2、紅6軍團(1936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后,改稱紅二方面軍)開始長征。隨同一起行動的女紅軍有20多人,她們是:李貞、陳琮英、蹇先任、蹇先佛、馬憶湘、戚元德、陳羅英、周雪林、曾紀林、胡越強、張四妹、張金蓮、石芝、伍秋姑、馬積蓮、范慶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國英、尹菊英、李智等。這些女紅軍沒有單獨編隊,沒有統一的組織,分散在部隊各個單位。她們中有干部、機要員、護理員、炊事員等,而大部分是擔任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其中李貞,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成為新中國眾多將軍中唯一的女性。

        紅四方面軍中參加長征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大約有兩千多人。1935年3月在突破嘉陵江踏上長征路之初,這些女紅軍隨軍行動,她們當中有:張琴秋、曾廣瀾、陶萬榮、林月琴、王澤南、汪榮華、王定國、何蓮芝、楊文局、吳朝祥、華全雙、李開芬、陳真仁、劉堅、賈德福、蒲文清、楊林、茍貴英、林江、李健、劉伯興、彭玉菇、趙明英、侯守玉、馬正英、胡玉蘭、何福祥、張懷碧、趙應蘭、閻桂明、趙蘭英、劉桂蘭、何翠華、詹應香、廖赤見、劉立清、郭長春、張明秀、吳順英、張萍、史群英、張蘇、楊磊、何熾、王順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盧桂秀、張正富、張茶清、李開英、李文英、羅林、王學榮、王學農、朱映明、馬桂花、閻桂秀、彭仲美、周時清、張世秀、張傳玉、劉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鄔先碧、蒲秀英、鄭庭玉、蘇桂英、吳國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學珍、孫桂英、李山仁、楊玉花等。

        她們主要集中在婦女工兵營、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新劇團、婦女獨立團、省委婦女部和婦女學校等部門中,擔負著保衛機關、制作被服、運輸物資彈藥、醫治傷病員、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培養婦女干部等多項工作。后來,這些紅軍女戰士們被編為一個中外軍史上絕無僅有的婦女獨立師參加長征。她們中許多人都是兩過雪山、三過草地,倍受艱辛。她們中許多人還參加了西路軍,遭遇匪軍馬鴻逵、馬步芳隊伍的殘酷襲擊,為掩護大部隊撤退,主動擔任阻擊任務,終因彈盡糧絕,全軍覆沒,一個個女豪杰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許多人連姓名都沒有留下,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著返回陜北。

        在紅二十五軍的長征隊伍中,只有周東屏、戴覺敏、曾繼蘭、曹宗凱、田喜蘭、余國清、張秀蘭等7名女紅軍。她們都是隨軍醫院的護士。打仗時,她們卻跟著部隊向前沖,一見戰士受傷,立即背著傷員轉移到安全地帶,進行包扎、護理,熱心照料,絲毫不顧及個人的安危。她們把飯讓給傷病員吃,缺少糧食,就到山野尋找野果、樹皮,摻上米糠,為戰士們充饑。缺少藥品,她們就千方百計收集、購買,或者采集中草藥,為戰士們療傷。由于她們英勇無畏地搶救傷員,做到耐心、熱情,帶著階級感情護理傷員,被紅25軍指戰員們稱為“七仙女”。她們中的5位堅持到了紅25軍長征的終點――陜北延川永坪鎮。另兩位曾繼蘭(班長)、曹宗凱壯烈犧牲在長征路上。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際,李大釗曾經預言:20世紀是被壓迫階級的解放時代,也是婦女的解放時代;是婦女尋覓她們自己的時代,也是男子們發現婦女的意義的時代。這一科學預言,被長征中女戰士的偉大實踐所證實。

        在波瀾壯闊、空前絕后的紅軍長征鐵流中,女紅軍們表現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特別是弘揚了種種可貴的革命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無畏精神;追求獨立、向往自由的婦女解放精神;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徹底革命精神;互相幫助、團結戰斗的階級友愛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精神。這些女紅軍的長征精神,將永遠震撼著每一個人的心靈,永遠激勵著革命事業后來人振奮精神、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后的勝利,成為我們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精神食糧。

        在長征中,女紅軍表現的革命精神是偉大的,壯麗的。為什么我國長征婦女有如此偉大、壯麗的革命精神呢?一句話,她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崇高革命理想的革命戰士。紅軍將士們所完成的舉世無雙、驚心動魄的長征,在中國人民中產生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今天,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途中,繼承和發揚女紅軍的長征精神,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為實現戰略轉移中央紅軍女紅軍忙于擴紅

        1934年夏秋之際,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迫使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為了順利實現這一目標,中央蘇區的女干部們接到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擴大主力紅軍。中央局婦女部部長李堅真,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劉英等,都下到各地去從事擴紅任務,并為完不成上級下達的艱巨的擴紅任務而發愁。 少共中央青婦干事王泉媛也被分配到某區搞擴紅,半個多月沒有擴到一個,因而整天為此而焦慮。怎么辦?日夜睡不著覺的王泉媛,就在夜里貼著窗戶,聽老百姓在屋子里說些什么,終于明白了原來人都躲到了山上。于是她找到區團支書,斥責他不負責任。區團支書知道她的名聲,只好委屈地說:“群眾不去當紅軍,我還能哄得他去?”王泉媛可不管那一套,第二天就直接找來縣委,把區團支書給綁走了。結果當場有40來人參加了紅軍,王泉媛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區團支書絕不是惡人,他心疼老百姓。可是王泉媛也同樣堅持內心的信念,她認為當一個紅色戰士保衛蘇區,就是一個蘇區小伙子最光榮的選擇,比干其他的事情都有前途和意義。

        中央紅軍女紅軍與蘇區鄉親依依惜別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離開了依依惜別的中央蘇區瑞金。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中央黨政軍機關分為兩個野戰縱隊:第一野戰縱隊又名“紅星縱隊”,是軍委首腦機關;第二野戰縱隊又名“紅章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和擔架隊組成。女紅軍戰士被分在“紅章縱隊”中隨隊行動,做一些照顧傷員、分派擔架和挑夫等項工作。 從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屬機關和紅一、三、五、八、九軍團8.6萬人分別從于都梓山的山峰壩、花橋、縣城的東門、南門、西門、羅坳孟口、鯉魚、中埠和靖石漁翁埠等10渡口渡過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長征路。中革軍委、紅軍總部、中央直屬機關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就是從縣城東門渡口渡過于都河開始長征的。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男女老幼從四面八方涌上橋頭、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頂頂斗笠,送不盡對紅軍的無限情意,紅軍戰士凝望根據地的山山水水,依依惜別送行的戰友和鄉親們。 如今在一些電影里,我們能看到這樣的紅軍渡河場面:送別的火把照亮了于都河兩岸,歌聲回響在于都河上空,“九送紅軍上高山,一陣北風一陣寒。問一聲啊紅軍哥,幾時人馬再回還?”

        中央紅軍女紅軍吳仲廉教危秀英學習寫字

        長征不久,女紅軍們被編在紅一方面軍總衛生部干部休養連。
        曾任中央軍事學校教官的吳仲廉,與時任干部連政治戰士的危秀英走到一起來了。她們共同戰斗,互相關心,親如姐妹。
        “我們都是女同志,總要有塊毛巾擦洗擦洗,你一定要拿著。”吳仲廉用刺刀把自己的毛巾割開一半,給了危秀英。 看到危秀英文化程度不高,熱情的吳仲廉又拿起樹枝,主動教她學習寫字。
        “今天不小心,丟掉了行李,毯子、毛巾。”吳仲廉寫著,要危秀英讀出來。危秀英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道:“今、天、不、小、心、李、子、毛,其余的不認得……”
        好不容易完成了學習任務,看到危秀英的眼圈和血絲,標志著她睡眠不足,豪放的吳仲廉一把把危秀英按在地上,強令她好好睡覺。

        長征中首次得到組織批準的王首道與王泉媛結婚

        1935年1月,紅軍打下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 長征開始的時候,組織上有規定,女紅軍沒有談戀愛的不準談戀愛;長征出發前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懷孕生育。當紅軍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貴州遵義,部隊暫時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規定,女紅軍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們似乎找到了在紅都瑞金的感覺。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正常的感情生活是免不了的,即使在長征這樣非常艱苦的年代。 此時,王泉媛陷入了愛情中。這位從贛江之畔冒死跑出來參加革命的女戰士,說不清為什么,心里總是不能平靜,王首道的影子總是在她眼前晃動,使她禁不住回想起兩個人短暫相處的時光。長征前夕,王泉媛在鄧穎超的領導下參加了擴紅工作,并第一次認識了中央擴紅工作隊隊長王首道。在遵義,中央為了擴大紅軍的影響,決定派人組建特委,在當地建立地方政權,王首道擔任特委書記,王泉媛擔任團委書記。他們兩人同在一個部門工作,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 當年王泉媛只有22歲,活潑大方,工作能力又強,很是招人喜歡。有一天,王泉媛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院子里自在地蕩起了秋千,這時她看到王首道正在一旁,出神地看著自己。兩個人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開始了真正的自由戀愛。盡管兩人還刻意掩飾著,但熱心的大姐們還是發現了兩人之間的眉來眼去。 就在紅軍進遵義城的第7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蔡暢、金維映和李堅真把王泉媛拉到一邊,以大姐的身份仔細詢問她對王首道的印象。當她們從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復后,她們三人不由分說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間里。 這天晚上,兩個互相愛慕的人交換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給王泉媛一把他從戰場上繳獲的小手槍和八發子彈。王泉媛給他的是一個承諾:送一雙親手納的千層底布鞋。長征路上結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對。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們在一起剛一個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隨大部隊撤出了遵義城。倆人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單位。兩個人再次見面,已是兩個月以后了。

        中央紅軍女紅軍李堅真在貴州桐梓查土豪打封條

        中央紅軍離開遵義,又來到遵義以北的桐梓駐扎。 一到駐地,李堅真就忙碌了,因為她打土豪有一套經驗。她先和同志們找個制高點觀察,看看誰家的房子大,高樓多,磚瓦白灰院墻氣派,心里有個印象。然后聽狗叫,有錢人的狗吃得好,叫得兇,底氣十足,而且膘肥體壯,主動出擊,正所謂狗仗人勢。接下來是看“三欄”,就是牛欄、豬欄、馬欄,看它們的大小,存欄數有多少。這樣心里就更明白些了。于是李堅真率領一干人等,穿堂入室,看看那些大戶人家的廚房,誰家的灶和鍋爐大,誰家存的油多,必然很有錢。最后,還要走進書房或者臥室看公文和信件,如果信封上總是動不動就“老某某”,“先生某某”的,那就更有了把握。經過這看房、看狗、看欄、看灶、看信之后的五步走后,李堅真會在他的門口糊上一張巨大的封條——“工農紅軍某某司令部第某工作組封”。這時再到老百姓家去問,老百姓見紅軍比較了解情況,自然也不會說假話,于是李堅真干脆利落,沒收浮財。 沒收浮財之后,李堅真就召集當地的群眾開大會,把浮財擺在會場上。她一方面宣傳紅軍的宗旨,一方面給老百姓分鹽巴、煙巴,動員人民當運輸隊或者參軍。所以,別看李堅真自稱“蠻女”,其實她很細心,很有謀。 李堅真會打土豪出名之后,衛生部長賀誠立即向組織上推薦,讓李堅真做了干部休養連的指導員。

        中央紅軍女紅軍在貴州土城遭遇敵人突襲強行突破封鎖

        1935年1月27日,中央紅軍長征途中來到貴州省習水縣的土城鎮。 第二天一早,紅軍與川軍的郭勛祺等部在青杠坡發生了遭遇戰,戰斗進行得很殘酷。到處是連天的炮火、彌漫的硝煙和沖鋒陷陣的紅軍士兵。經過反復拉鋸,川軍的增援部隊陸續趕到,紅軍漸漸不支。 正在通往土城的山路上行軍的干部休養連,突然遇到了沖破紅五軍團封鎖線的川軍敵人,隊伍一下子被沖垮,處境十分危險。 在一塊地勢狹窄的山坡上,紅軍后隊變前隊,準備撤離戰場。當時,正是雨天,道路泥濘不堪,部隊的建制在行軍中被擠亂了,大隊人馬沖亂了休養連。李堅真急得大喊大叫,但卻無濟于事。 由于隊伍擁到一起,堵塞了道路,干部休養連牲口上馱著的物資和擔架上的傷員,陷入了寸步難行的境地。危秀英、鄧六金、吳富蓮、王泉媛、劉彩香等勇敢地沖了上去,疏導交通。一些民夫逃走了,她們就背著傷員撤退。在一條土溝前,傷員們無法通過,她們就縱身跳下去,冒著生命危險,把傷員們馱了過去。“女挑夫”劉彩香把五六個傷員馱過溝去后,已經累得精疲力竭,爬了幾次都沒有爬上來。其他的女紅軍已經背上傷員轉移了,她只好咬緊牙關,用指甲摳住溝沿,用雙腿蹬著溝壁一點點地往上挪。追上來的敵人發現了她,朝著她猛烈射擊,把她的衣服打了五六個洞,頭發也被子彈打焦了一綹,萬幸的是沒有傷著身體。 后來,由于毛主席派來了增援部隊——中央紅軍的干部團,終于把敵人壓了下去。

        中央紅軍女紅軍賀子珍在長征途中產下一女嬰然后寄養在農民家里

        1935年2月中旬的一天黑夜,紅軍渡過赤水河,正在翻越川黔邊界的白沙山。 早在長征前就懷了孕的賀子珍,這時肚子很大了,只得躺在擔架上行軍,可偏偏這時出現了陣痛。經過一番尋找,賀子珍被抬到一間低矮簡陋的草屋里生產。李治醫生負責接生,毛澤民夫人錢希均當助手,鐘月林當下手,其他女紅軍也在一旁自發地準備東西。 屋里不時傳來賀子珍的呻吟聲。大約過了兩個多小時,女嬰終于來到了人間。找不到別的東西,鐘月林只好用警衛員吳吉清的臉盆裝上溫水,讓李醫生為孩子洗去身上的血污。這個臉盆的用途實在太多了,平時用來洗臉洗腳,開飯時用來打飯打菜,想不到現在又成了浴盆,第二天用來盛飯時,盆沿上還有斑斑血跡。 面色蒼白、極度虛弱的賀子珍躺在那里,而剛剛出生的嬰兒卻搖動著稚嫩的小手,不停地哭鬧著。連一件給孩子遮身的小衣服都找不到,大家只好用白土布把她包裹起來。 長征期間紅軍曾作出過規定,行軍途中不準帶嬰兒,一是怕帶著孩子行軍,哭聲大,不好隱蔽行軍,二是怕行軍條件艱苦養不活孩子。賀子珍當然明白這一點。董必武找出了30塊銀元,然后讓侯政扣了兩大碗煙土,加上自己寫好的條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寫的條子大意是,現在我們要出發去打王家烈,為干人報仇,行軍不能帶孩子,這個剛生下來的孩子就寄養在你家里,送給你做孫女吧,她長大了還能幫你干點活。賀子珍帶著一絲苦澀的微笑,向董老點了點頭。賀子珍被重新抬上擔架,隨著急行的隊伍出發了。 賀子珍在中央蘇區時還生下過一個男孩叫小毛,為了出征,她把孩子托付給妹妹賀怡和妹夫毛澤覃。紅軍北上后,毛澤覃在戰斗中犧牲,小毛下落不明。1950年賀怡在福建尋找小毛時,不幸因車禍罹難。

        中央紅軍女紅軍在茅臺不知底細用茅臺酒洗腳

        1935年3月中旬,紅軍三渡赤水,來到了貴州省的茅臺鎮。它位于四川、貴州交界地區,緊靠赤水河東岸,是一個商業重鎮。 侯政帶著女紅軍們住進了一戶富商家。店主聽說紅軍來了,因不了解情況,已跑掉了。女戰士們說說笑笑地進屋放下背包,然后就去院子里找水洗腳。找來找去,她們很快發現院子南側有幾個盛滿清水的大缸,就拿來各自的盆子,將水舀了進去。 “這里的水洗腳可真舒服呀!”金維映率先叫起來。 “真是這樣!”其他的女紅軍也深有同感。她們說笑著,歡叫著,雖然水很涼,但是她們甚至忘記要將水燒熱。 隨后進院的董必武聽女戰士們說著話,便伸出一根手指,蘸了點水用舌尖一舔,不禁眉開眼笑:“你們這些土包子,怎么能在里面洗腳呢?” “怎么啦,再好的水也可以洗腳呀!”謝飛奇怪地問。 “這是酒,是茅臺酒,可名貴呢!” “啊!” 女紅軍們這才明白董老為什么會笑成那副模樣。大家一聽說是名酒,趕緊把腳抽出來。

        中央紅軍女紅軍中的“女丈夫”喝起茅臺既開心又痛快

        在貴州茅臺鎮,一些女紅軍先是用酒來洗腳。當聽董必武介紹說,這是名貴的茅臺酒時,隨后就有幾位能喝酒的“女丈夫”,顯示了自己的氣概。

        她們找來搪瓷缸子和飯碗,做了些下酒菜,就一碗碗舀起茅臺酒,放開肚皮喝起來。當時,沒有人知道茅臺酒的后勁有多大。她們只覺得喝得既開心又痛快,直到喝夠了才回到屋里去。

        畢竟茅臺酒是很沖的。過了不長時間,她們就紛紛醉倒在地了。看來要當一個真正的“燒酒仙”,這些“女丈夫”們還有滿長的路要走哩。

        中央紅軍女紅軍吳富蓮在彝寨生病嘗梨

        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北盤江,進入云南省境。紅軍沿途所經過的大多是彝人居住的地區。在云南,彝族人享有特殊的地位,云南“土皇上”龍云就是個彝族人,彝名納吉鳥梯。他手下的滇軍,多數也是彝族人。因此對于紅軍的到來,彝族百姓顯然更相信龍云,許多人都跑散了。 由于云南的水質特殊,許多紅軍病倒了,大家也不敢隨便喝水,只能盡量到彝族村寨去找井水。 有一天,干部休養連來到一個小村落。各個班走進事先號好了的房子,駐扎下來。霧蒙蒙的村子,顯得冷冷清清,因為婦幼老少都跑光了,只有幾聲稀稀落落的狗吠。 阿香、鐘月林、劉彩香等女紅軍去村莊找水,攙扶著發燒的吳富蓮走進了一間低矮的屋子。她們在地上鋪了一層稻草,讓吳富蓮躺下來。然后去灶臺燒水。這時,她們意外地發現了一筐又大又綠的梨子。 “是鴨梨。”“不,是水梨。”大家圍著好看的梨子,爭論起來,顯得興趣濃厚。 “哎呦……真有梨子嗎?給我買一個好不?”躺在一旁、半昏迷中的吳富蓮輕輕地呻吟著。 一聽到吳富蓮想吃梨子,大家當然要爭取滿足她,可是當時的中華民國內部各省份物價差異極大,她們討論了半天,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不禁有點想念紅軍里的最熟悉彝族的人、時任紅九軍團軍團長的羅炳輝,要是能問問他該多好呢。最后,這一行人里老家離云南最近的海南人阿香對梨子做出了估價,也就是兩三個銅板。可是為了讓老鄉知道紅軍的誠意,她們留了12個銅板。為此,阿香還寫了一張紙條:“老鄉,我們是工農紅軍,路過此地,住在你家。有個人病了,想吃個梨子,我們就拿了一個,現留下十二個銅板,對不起。” 鐘月林、劉彩香把梨切成一片一片,喂給吳富蓮吃。吳富蓮吃了梨,頓時感覺嗓子清爽,精神好多了。

        中央紅軍女紅軍鄧穎超日夜看護重病中的周恩來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紅二師第四團,翻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到達四川省懋功縣城東南的達維鎮,在附近的木城溝土橋上與紅四方面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四團勝利會師。193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來到達維鎮,當晚兩個方面軍舉行了會師的慶祝大會。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著重討論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從懋功到毛兒蓋的3個多月時間,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展開了反反復復的北上與南下之爭。 在毛兒蓋較長的休整間,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得了嚴重的肝膿瘍,昏迷不醒長達三天三夜。在這幾個日日夜夜里,鄧穎超一直守護在周恩來的身旁。李治和王斌兩位醫生,讓戰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來冰塊,冷敷在周恩來的肝區上方,以控制炎癥不向上發展,引導向下排膿。 鄧穎超夜里看著周恩來,睡也睡不著,于是就把周恩來的灰色毛背心拿來,在油燈下面捉虱子,結果一口氣殲滅了173只。

        后來,周恩來終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綠色的膿。鄧穎超感到萬幸,因為這種病在當時的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苦苦要求出征的紅二十五軍“七仙女”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近千名指戰員,高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大旗,告別了大別山區的河南羅山縣何家沖鄉家,開始了長征。其中有7名七名女紅軍被稱為“七仙女”,她們是周東屏、戴覺敏、曾繼蘭、曹宗凱、田喜蘭、余國清、張秀蘭。當她們隨紅二十五軍出征時,還險些被刷下來…… 當時,前有阻敵,后有追兵,二十五軍處境非常危險。軍有關領導決定,發給這七位女紅軍每人八塊銀元作為生活費,讓她們留在根據地,自己尋找生存之路。 什么?讓我們離開部隊?七位女紅軍坐在路邊傷心地落淚了。 “不行,我們死也不離開紅軍!”曾紀蘭說。 “叫我們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來參加革命的,難道還讓我重新回去當童養媳不成?”周東屏越說越氣,把手里的八塊大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七個女紅軍戰士氣沖沖地找到軍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請求他收回命令。 “事情已經決定了,再說我也是對你們的安全負責。”戴季英解釋說。 但女兵們并不領情,死纏住他要同意女紅軍隨隊出征。 就在這時,徐海東副軍長騎著戰馬由遠處飛奔而來。女紅軍們深知徐海東這位窯工出身的將領平易近人,對部下有一副熱心腸,就像見了救星似的,不約而同地圍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訴說事情的經過,表述自己的決心,千言萬語一個主題:當紅軍,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決不離開紅軍。 徐海東笑著對戴季英為女紅軍說情:“七個女孩子,不多嘛,她們既然有決心,給她們一個鍛煉的機會有什么不可以呢?” “七仙女”破涕為笑了。

        紅二軍團女紅軍蹇先任給張四妹講革命故事

        紅二、六軍團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長征,更為了自身的發展,一直在不停地轉戰著。他們打下了湘西數座縣城,包圍了重鎮常德,迫使蔣介石分兵東顧。在轉戰湘西的過程中,他們成了許多窮苦人民的救星。 女紅軍張四妹,父親是個屠戶,母親熬糖,家里姐妹六個,她排行第四。為了養家糊口,張四妹的母親和姐姐拼命苦做,清早煮酒、推豆腐,白天種地,晚上紡棉紗,織帶子。盡管這樣,還是養活不了自己。直到有一天小伙伴告訴她,紅軍來用順了。于是張四妹連想都沒想,就跑到了龍家寨,參加了紅軍。 賀龍、肖克、蹇先任、蹇先佛看到張四妹小小年紀,但革命意識這么強,都非常疼愛她,還時不時地將她的經歷當做階級典型用來教育戰士。行軍路上,蹇先任和蹇先佛總是親切地對她說:“小鬼,我給你東西搭上啰!”然后就不由分說地將她的行李放到馬上,然后要她揪著馬尾巴跟著走。 到了宿營地,張四妹就纏著她心目中的偶像蹇先任講故事。蹇先任于是繪聲繪色地說:“一次,國民黨把我抓住了,關在一間監獄里,到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想,這下可完了,這鬼地方,嚴嚴實實,怎么辦呢?不一會兒,守監獄的敵人‘呼嚕,呼嚕’地睡大覺了,我想,今晚我一定要逃出去,便仔細打量了這房子,那木門是可以開的,但是會發出響聲,我急中生智,往門軸里撒了些尿,這樣門轉動時不響了,我輕腳輕手悄悄把門搞開了,一口氣跑出城外。城外有一條河,河里水很大,隱隱約約看見河里有一根木,我就飛快跑了下去,趴在浮木上,順著流水激流而下,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終于脫險了。” “姐姐,我以后干革命也要像你這樣!”張四妹聽了故事,好像渾身充滿著力量。

        張吉蘭痛悼丈夫臨別送牙刷

        早在1934年7月,中革軍委就先后指示紅七軍團、紅六軍團,分別北上向閩浙贛皖、西進向湖南中部前進,實際上是要他們為中央紅軍長征探路,以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當時有9700余人的紅六軍團,共有十余名女紅軍參加長征,大都被編在軍團政治部行軍。她們中許多人已經結婚了,而且丈夫就在紅軍隊伍里。 張吉蘭是一個外表瘦弱但內心倔強的女紅軍。發瘧疾的她,瘦弱的身體打起擺子來,像是秋風中的一片枯黃的落葉。就算這樣,她還咬緊牙關,堅持拄著拐棍在連綿的秋雨里隨隊行軍。當她真的堅持不住時,旁邊就會有人相助,有的把馬給她騎,有的扶她上馬。 那天,紅軍又犧牲了很多指戰員。女紅軍們在戰斗結束后,走上陣地掩埋男紅軍的尸體。 忽然,張吉蘭跳下來馬來,撲向一個直挺挺僵臥戰場的紅軍戰士,那正是她的丈夫。她的眼淚和死者的血流到了一起。姐妹們也趕了過去,替她難過。 張吉蘭用自己的一條夾被裹住了丈夫的身體,然后擦掉了他臉上的血污,蓋了手絹上去,最后還轉身從背包里拿出一把牙刷放進丈夫的衣袋里。另一位名叫周雪林的女紅軍覺得有些詫異,忍不住問:“吉蘭,你放那個干什么?” “他最愛刷牙了,他的牙有毛病,不刷怎么行?”張吉蘭回答。 直到張吉蘭走遠了,不再回頭看時,姐妹們才掩埋了她的丈夫。

        紅二方面軍女紅軍馬憶湘在長征中堅持學習

        由紅二、六軍團組成的紅二方面軍,在長征途中轉戰湘西過程中,不斷“招兵買馬”,擴大紅軍,成了許多窮苦人民的救星。

        年僅十三歲的土家族小姑娘馬憶湘,也是這次擴紅中成為一位紅軍戰士的。馬憶湘,1923年生,湖南永順人,是個土家族姑娘。她長得很秀麗,細膩白皙的皮膚,圓圓大大的眼睛,還有一張圓融可愛的鵝蛋臉。苦出身的她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負,三番五次要求參加紅軍,可是擴紅隊看到她這么小,又是女的,當然就不愿意收。無奈之下,她虛報了兩歲的年齡,找到了在鄉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嬸再求紅軍醫院的護士長說情,這才當上了紅軍。于是,少女小馬興沖沖地做起了洗繃帶、洗衣服的女看護。愛學習的馬憶湘,后來成為軍旅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朝陽花》。

        紅二方面軍女紅軍蹇先佛在草地牛場廢址生下“堡生”

        1936年7月1日,跨越了千山萬水的紅二、紅六軍團,終于長征來到四川甘孜,與再次翻越雪山的紅四方面軍與會合,并舉行了兩軍會師大會。然后,他們相繼進入茫茫無際的大草地,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 恩愛的任弼時、陳琮英夫婦又一次有了孩子。傅連璋帶著周起義去接生,在一個四面透風的土屋里面,任弼時夫婦的女兒任遠征出生了。傅連璋認真地對周起義說:“小周,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啦!長征路上誕生的革命后代,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也要保證她們母女平安呦。”可是無論周起義怎么照顧,草地缺乏吃的,陳琮英和任遠征瘦骨嶙峋,看起來都非常虛弱。 做了母親的賀龍夫人蹇先任,看到妹妹、肖克夫人蹇先佛挺著個大肚子,行走已很笨重,便主動上前關懷和照顧。 進入草地后,當姐姐的一面背著抱著八個月大的女兒,一面形影不離地伴隨著妹妹,沿途給予照看。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妹妹的孩子,終于在紅軍過草地的關頭降生于世。四周無遮無擋,沒有一處可供產婦平安分娩的土屋或氈房。蕭克及時找到一處藏族牧民轉場后遺棄的牛場廢址,于是叫警衛員就近挖了一些草皮,急急忙忙整修了一下,當做產房。蹇先任親自接生,幫妹妹生下了這個孩子。蕭克將這一處牛場遺址稱為“土堡”,故在孩子出生后即取名“堡生”。

        紅二方面軍女紅軍抱著小孩背著大鍋在長征中艱難跋涉

        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草地的北部邊緣,足足走了一個多月。為何如此緩慢呢?原來他們不愿放棄一個傷病員,哪怕走得慢一點。 有一天,紅二軍團六師偵查連的肖新書和宋廷魁,帶著十來個戰士走在隊伍的最后擔任收容工作,突然聽到了整齊的歌聲。他們一看,原來是二十來個女紅軍,正抬著傷員,慢慢地行進著。其中一位叫張秀梅的女紅軍,還背著鐵鍋,抱著孩子。 “你看你前面抱著,后面背著,真夠累呀。”肖新書說。 “不累,熬過草地就好了。”張秀梅喘了口氣,做輕松狀地說。 “可是,要是掉隊就不好辦啦,后面沒部隊啦。”宋廷魁插道。 “誰掉隊呀?要不是擔架上的傷員要慢些走,你們怎么也趕不上我們。”張秀梅瞪了宋廷魁一眼。   可是話音未落,抬擔架的小王姑娘就餓暈倒了。張秀梅急了,她命令小王先吃下傷員的干糧,然后回宿營地再補充。 “可這是傷員的,我怎么可以吃呢……”小王哭了起來。 “我這里有呀,吃我的!”宋廷魁拿出了自己的干糧給小王吃。于是大家停下,耐心地等小王吃完,然后才開始行軍。小王和幾個面黃肌瘦的女紅軍拄著棍子,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速度比以前還要慢。偵察兵們有的替女紅軍抬擔架,有的替她們背藥箱,肖新書背過了張秀梅的三十斤重大鐵鍋,累得直喘氣。宋廷魁逗著張秀梅的小孩,把他裹在了自己的軍裝里。小孩開始哭叫,張秀梅哄著小孩:“到營地我給你喂奶吃,現在先讓叔叔抱抱好嗎?”   話雖如此,張秀梅骨瘦如柴,胸平平的,自己哪里有奶喂呢?戰士們不禁問道,為什么不先把孩子放下,不然母子都會很虛弱。 “我想,他長大了也可以為革命做點事呀。”母親的眼里藏得都是對兒子的愛。 偵察連的戰士將自己的口糧勻給了張秀梅,肖新書說:“到宿營地,給寶寶熬點稀的喝吧。” 紅二、四方面軍走出草地后,繼續執行著中央軍委的任務,參加山城堡戰役,1936年10月10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和10月22日,、紅一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先后、將臺堡會師,長征勝利結束。至此,長征正式結束,中國革命翻過了新的一頁。各路女紅軍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紅四方面軍女紅軍史群英自告奮勇表演節目要求當宣傳隊員

        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蘇區來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10月建起了新的川陜根據地。在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中,涌現出一大批婦女積極分子,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陜省委決定建立一支正規的婦女武裝部隊——婦女獨立營。后來,獨立營由于工作出色,發展很快,升級成了獨立團。1935年初,又升格為在紅軍歷史上建制最大的婦女部隊——婦女獨立師,下屬劇團、醫院、工兵營和運輸隊等,由張琴秋任師長,部隊人數達到兩千多人。1935年1月,為策應中央紅軍西進,強渡嘉陵江,揭開了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序幕,婦女獨立師也隨軍行動。 當時,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師要組建一個新的宣傳隊。挑誰來當隊員呢?一位迷戀紅色文藝的少女史群英,就在這個時候成了宣傳隊的一員。那是一次新戰士集中討論十月革命意義的時候,她自告奮勇地要求當宣傳隊員。 “當宣傳隊員?你會唱歌跳舞嗎?”當時在場的張琴秋師長不禁問道。 “我會的。” 史群英自信地回答。 “那你給大家表演一個節目好不好呀?” “好!” 于是,史群英大著嗓門,胡亂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開》。這首歌她只聽過一兩回,結果直唱得音色全亂,旋律全無,全場大笑不止。可是,張琴秋卻贊許地點了點頭,她覺得這個小孩膽子很大,做宣傳工作哪里能怕羞呢? 于是,史群英和女伙伴們興奮地敲著大鑼,走鄉串鎮去做宣傳工作。她還說起了順口溜《問老王》,“王老五,苦不苦?黃連加上苦瓜煮。今天你上哪里去?投奔紅軍打官府。官府衙門兵刀多,革命哪怕丟腦殼。打倒官府干什么?奪得江山人民坐。” 因為擴紅頗有成績,她得到了很多獎品,比如衣服,毛巾、鉛筆、缸子、本子。后來,她被調到紅軍醫院當了看護。

        紅四方面軍女紅軍蒲文清照顧宋益民營長

        在紅四方面軍翻越黨嶺雪山時,軍總醫院第四分院的女看護蒲文清已經害了雪盲癥,眼睛紅腫且不停地流淚,仍然一手拄著棍子,一手抬著擔架。 個子矮矮的蒲文清和其他女紅軍抬的是宋益民營長。他在一次戰斗中因大腿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掃射,皮肉撕碎,露出了白骨。 天實在是太冷了,況且走得越慢越覺得冷。蒲文清等女紅軍嚼著海椒,不時摸摸擔架上的宋營長。看到冷風越來越強,幾個小姑娘都爭著脫掉毛衣給宋營長蓋,可宋營長的身板是那樣寬闊,而少女的毛衣卻又那樣小,幾件毛衣披上去,宋營長的膀子還是沒有擋住。 當隊伍爬到半山腰時,突然風吼雪飄,一陣冰雹從天上砸下來。蒲文清立即傳達前面的命令,放下擔架,停止前進。大家迅速圍撲在一副副擔架上。蒲文清她們幾個,也撲蓋在宋營長身上,用瘦弱的身板擋住桔子大的冰雹。宋營長凍得發抖,只見他搖了搖頭,用很微弱的聲音說:“不要管我!你們已經完成了任務。赤化全國就好了,我怕是趕不上了……”話音未落就昏了過去。 話未說完,只見宋營長在扯蓋在身上的衣服。蒲文清忙問他要干什么。宋營長緊閉雙眼,臉色青紫,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來。一個小鬼把耳朵貼到他嘴邊使勁聽,才知道他要把蓋在身上的衣服揭開,讓小鬼們披上,怕把她們凍壞。蒲文清從幾件毛衣的縫隙里,模模糊糊地看見宋營長傷口滲出的血已經凍成了冰。蒲文清又用手摸摸宋營長的身體,冰涼冰涼的。等蒲文清她們把宋營長傷口上的冰扣開,又把蓋在他身上的衣服更緊地掖好時,發現宋營長已經停止了呼吸。只見他的一只手還在向上推著蓋上去的衣服,另外一只在解衣服扣子。蒲文清和小姐妹們的眼淚,融化了已經凍成了冰的營長的血,一滴一滴,滴到了雪白的地上。 等冰雹過后,蒲文清和幾位戰士用幾乎凍僵的雙手,用一捧捧白雪,把烈士掩埋,并揀來幾根干樹枝插在雪堆上。大家向睡在雪山上的宋營長,行了一個軍禮。 翻越黨嶺山,是紅四方面軍南下后所經歷的一段最使人難忘的插曲,也是紅軍所爬過的最艱難的一座雪山。

        紅四方面軍女紅軍翻越風雪黨嶺山

        1935年10月19日,北上的中央紅軍來到陜北的吳起鎮,勝利結束了長征,隨后又與先期到達陜北的紅十五軍團會合。 可是,南下的紅四方面軍戰士們雖然英勇奮戰數月之久,可最終還是在中央軍和川軍的進攻下,失去了陣地,部隊不得不再一次轉移,這也標志著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徹底失敗。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被迫翻越折多山,這是紅軍長征中最難爬的一座雪山。折多山頂峰叫黨嶺山,海拔高達5000多米。由于其山路是呈曲折的之字形,因此實際距離更長,緊趕慢趕,上下山也得兩天時間,也就是說,還得在雪山頂上露營。 婦女工兵營此時僅剩300余人,減員一半。面對如此高山,她們每個人要背五六十斤糧食。上山之后,冰雹就開始肆虐,姑娘們有的被砸出了大包,有的得了雪盲癥。于是,大家一手拿棍,一手搭著前面人的背簍,成一路縱隊艱難前行。時任婦女工兵營營長的楊文局暈倒了,大家又是捶背,又是揉腿,還灌藥水,折騰了半天也不見醒。后來,身材高大的楊秀蘭把她背下了山,經過醫生搶救才蘇醒過來。 “供給部,派個人上來做保險。”原來在急轉彎處,一面是陡坡,一面是深淵,道路很窄,要設一個保險哨。 “嗯,我來。”一位女紅軍說。 “還是我去吧”通信班的王班長說道。 “我是共青團委員,服從安排,我去。”張蘇說。 “可你是女同志呀。”王班長說。 “女同志怎么啦,比男同志輕啦?矮啦?革命少啦?虧你還是革命的紅軍戰士呢。”張蘇說,可畢竟王班長走得比她快,背的也沒那么沉,于是哨位還是讓王班長站住了。 突然,王班長摔了下去,他落下的地方,騰起了一團白霧。張蘇難過地說:“跌下去的應該是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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