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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學黨史 聽黨話 跟黨走——傳承紅色基因專題講座
        2018-09-18 15:31:58
        作者:樊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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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領導、同志們、青少年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習總書記提出應傳承紅色基因,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這意味著“傳承紅色基因”不再是模糊的意識,而有綱領性的精神,意味著我們傳承紅色基因不再單純靠自覺,而是受到黨和人民的監督。這一轉變,正猶如道德自覺向法律約束的轉變,有理可依,有憑可持。

            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千秋偉業篳路藍縷。以史為鑒,可知興衰,在風云暗涌的和平歲月里,唯有傳承紅色基因,弘揚紅色力量才能步步穩進、興盛強大,才能實現中國夢!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在這97年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武裝斗爭,取得了抗擊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建立了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此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欺凌,擺脫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建國后,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中國人民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全面改革開放,把一個貧窮落后的中國逐步建成繁榮富強的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她的光輝業績有目共睹,可圈可點可贊。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2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日下午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第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

            應xxx領導之邀,受xxx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指派,今天我和各位一起學習中國共產黨的簡史。我宣講的題目是“學黨史、聽黨話、跟黨走”。我準備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青少年朋友學習中共黨史的重要意義、內容和方法

            (一)青少年學生學習中共黨史的重要意義

            1.學習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明確人生方向、確定階段目標,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曲折而輝煌的90多年發展歷程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歷過許多艱難險阻、遭受過嚴重的挫折。中國共產黨都及時地總結了經驗,將其化為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動力,使我們在此后的征途上變得更加穩健,愈發成熟。

            青少年朋友熱情高、干勁大、但經驗少;才干需要增長,意志需要磨練;方向要正確、目標應切合實際,能事半功倍;否則,將會南轅北轍。青少年朋友們會在學習中共黨史中獲得有益的啟發和借鑒。

            2.從宏觀的視野觀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充分認清青少年朋友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

            學習中共黨史,應當學會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賢是如何認清國內外形勢、自身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立足當前,放眼未來。確立青少年朋友們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青少年朋友學習中共黨史的基本內容

            1.學習和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和規律,為今天加強和完善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2.學習中國共產黨人在困境中所迸發出的堅強意志和銳意進取精神,為今天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提供精神動力。
            3.學習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執著追求和自我犧牲精神,為我們今天的開拓進取、不懈奮斗樹立堅定而崇高的信仰。

            (三)青少年朋友學習中共黨史的基本方法

            1.學習中共黨史要學會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運用唯物辯證的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看待和處理問題。堅持中國的立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說過“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2.“比較、總結、提煉、概括、運用”是學習中共黨史行之有效的方法。比較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比較就無法區分。作了比較、有了區分還不夠。還要進一步,就是總結,就是作判斷、分輕重、有取舍。取舍之后,還要再進一步,就是提煉,就是對所選取的東西做由表及里的分析,精益求精探索,形成一種更具規律性的認識。接著就是概括,為了便于人們記憶和傳播,再把提煉的東西進一步轉化一種約定俗成、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符號、名稱、模式。這樣我們學習中共黨史就能學得快一些、記得牢一些、理解得深一些。最后是運用,即用歷史經驗昭示未來,爭取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指導我們推進當前的學習和工作。

            總之,學習黨史,既要尊重歷史,以史為鑒,又要善于學用結合,服務現實。只有真正把握黨史的精髓,創造性地運用到具體的學習和工作實踐中,方能稱之為善學黨史、善用黨史,最大程度上發揮黨史資治今世、裨益后人的作用。

            第二個問題:九十多年黨史創立三大偉業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9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集中體現為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1920年1月—1949年10月)

            第二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第三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年12月—2012年11月)”

            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所作的高度凝練和精準概括。也是學習中共黨史的總綱。

            (一)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1920年1月—1949年10月)(分為5個階段)

            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步步進逼,封建統治日益腐敗,祖國山河破碎、戰亂不已,人民饑寒交迫、備受奴役。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為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斗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不甘屈服的中國人民一次次抗爭,但又一次次失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俄國1917年發生的十月革命和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世界現代史和中國現代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頭。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款。強烈的愛國主義導致了這場由學生發起(學生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進而發展到全國各階層的抗議運動。它同時引發了各種新思潮進入中國,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她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

            1.中共建黨初期(1920年1月—1924年1月) 1920年1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赴天津,途中兩人醞釀建黨事宜。這件事,被史學界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920年1月下旬,陳獨秀抵達上海,積極投入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到中國,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情況。維經斯基先后會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了建黨問題,他們都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

            1920年8月上旬在上海環龍路漁陽里2號《新青少年》編輯部(即陳獨秀寓所)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并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等在北京;董必武等在湖北;毛澤東在湖南;譚平山在廣東;王盡美在山東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中共留法組、中共留德組、中共留德法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后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參加會議的還有武漢小組的包惠僧(他是在廣州與陳獨秀商談工作期間,受陳個人委派參加會議的)。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堅強的政黨作為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中共二大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達到了30萬以上。其中,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上演了最為壯烈的一幕。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它的直接領導機構是1921年8月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

            1923年6月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大會推選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陳獨秀對他委以重任:“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井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2.北伐戰爭(1924年1月-1927年7月)。

            (1)國共第一次合作(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對于建立革命武裝、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2)北伐戰爭初勝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1925年2月和6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東征,平定了軍閥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1926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以共產黨人葉挺為團長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

            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1926年2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北伐僅一年時間,基本消滅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軍隊,重創了軍閥張作霖的軍隊,共約七十萬軍隊,沉重地打擊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加速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3)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在國共合作初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

            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

            毛澤東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以后 ,便開始接觸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士。1924年1月20日,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孫中山主持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的突出表現,受到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賞識和關注。1925年10月5日至1926年5月25日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機勃勃的局面。

            1926年3月,蔣介石為獨霸革命領導權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4月15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李濟深、錢大鈞、古應芬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陳獨秀長子)、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 接著汪精衛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求和,企圖感化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

            1927年7月10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1929年11月,因為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3.土地革命戰爭(1927年8月-1937年7月)

            (1)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和黨活動轉入地下。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血腥統治。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的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

            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對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上的右傾表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黨中央所犯錯誤是沒有認識到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確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領導工作。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同年12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強大的敵人進攻下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19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重創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 

            1928年6月,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六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陳豪人、張云逸等同志在廣西百色組織領導的武裝起義(又叫右江暴動),創造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

            (2)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中共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

            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與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蔣桂馮閻:蔣介石為了消滅以張作霖為首的北洋軍閥組織了第二次北伐,蔣介石把蔣、馮、閻、桂四大派軍事力量整編為四個集團軍,蔣兼任第一集團軍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司令,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司令。)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和恐慌,于是國民黨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更“左傾“的錯誤理論,氣焰也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此后,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先后責任中央領導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造了‘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省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同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

            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并領導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游擊戰爭[楊靖宇、李兆林、趙尚志等領導的東北抗日民主聯軍]。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19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被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又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

            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區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完全違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推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反對游擊戰、運動戰,實行“正規戰”、陣地戰,結果使紅軍遭到嚴重損失。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5年1月長征紅軍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經過將近兩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軍三大主力——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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