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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承載人生——訪《習仲勛傳》作者賈巨川
        2018-01-31 16:06:30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渭南日報記者 張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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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是心志的攀登,雖重負亦可承載;執著是意念的堅定,縱百折而不撓;執著是生命的倔強,臨艱辛而不言休。執著又恰似一條小溪,既定朝向,默不作聲,穿越河溝,不避山石,匯入江河,奔向大海。我的執著人生是在脫下軍裝的日子里,把自己融化于靜寂而艱辛的中共歷史研究之中,專注于一部能經得起廣大讀者檢驗的傳記作品,矢志不渝,砥礪前行。               
            ——賈巨川

            案頭一部被中央黨校列為學員“讀百本書”五年計劃、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勛傳》,聞知是出自我市合陽籍學者賈巨川的手筆。

            網上一番搜索,方對這部傳記及其作者有了較多的了解。《新華文摘》《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匯讀書周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等主流報刊和官方網站都對《習仲勛傳》和作者本人評價頗佳,亦有整版的專訪見諸報端,近期又與《毛澤東傳》《鄧小平年譜》一起被列為慶祝十八大優秀圖書在京城圖書大廈和王府井書店等熱銷,于是更多了采訪這位傳記作者的念頭。恰好他受聘渭南師范學院教授,近在咫尺。

            帶著對《習仲勛傳》作者是如何從軍人轉身為一名黨史專家,是如何從事中共歷史人物研究,又是怎樣寫作完成百萬字的《習仲勛傳》等諸多疑問和好奇,記者叩響了渭南師范學院一所專家公寓大門。

            初次相見,賈巨川略帶歉意地說:“半年前學校就說市報記者要來采訪,還真的有點‘怯’。一是也沒有做出什么說給媒體的事情;二是當時剛好接受了一個經中宣部領導批準學習出版社承擔的出書選題,這個30萬字‘活’兒,簽約要求在兩月內完成,任務緊迫。但生于斯,長于斯,總對腳下這方土地總是心存感念之情,還是很樂意與家鄉的媒體交流。”一句直言,一席釋語,雖值隆冬,尤感如春。

            記者在采訪中注意到,這是一位集學者謙和、軍人堅毅氣息于一身的關中漢子,眉宇間莊重眼神和嚴謹的談吐透露出他對中共歷史研究和習仲勛傳記寫作的濃情厚意。“《習仲勛傳》是中央辦公廳批示由陜西省委牽頭,甘、寧、青、新、廣東省委、中央檔案館協作承擔的一個重要課題。省委把我從渭南地委調去專事此項工作。1996年開始征集資料、查閱檔案,調查采訪、起草提綱,2004年上卷完稿送審,2008年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目前已經第五次印刷。2010年初下卷完稿征求各方意見并作了兩次修改后,報送有關方面審查通過。”他還特別說到下卷的寫作和修改是在華山腳下完成的。

            三十勤勉韶華留

            出生于我市合陽縣的賈巨川,也是從家鄉走進部隊,有著18年軍旅鍛煉和考驗的人生經歷,而后由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擔任過中共渭南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在承擔《習仲勛傳》研究和寫作之前,他參加了省、地12項科研課題的研究工作。在省級以上報刊圖書發表論文、研究文章、專題綜述、人物傳記等13篇,計10萬字。其中獲省級二等獎1篇。獨立執筆完成了24萬字《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渭南地區大事記》一書的撰稿工作,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為紀念毛澤東百歲誕辰,他主持編著了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仰之彌高,鉆之彌深》論文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他撰稿并編導了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和渭南市委合拍的43分鐘的《雄兵東渡》電視專題片,再現了八路軍總部及其主力師在陜西云陽、富平一帶誓師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重要歷史場景。

            中共黨史屬于歷史學科范疇,從事黨史研究沒有深厚的知識積累和專業修養是難以勝任的。“但這正是我的先天不足,特別是要承擔為老一輩革命家寫傳。”說到這里,賈巨川話頭一轉,回憶起一段砥礪前行,渴求知識的往事。

            他動情地說:“人生最大的遺憾莫過于在學齡時期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作為一位經歷過‘文革’,學業荒廢的‘老三界’,在渭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三年的正規學習補上了知識基礎課。從軍人到學生生活的三個春秋是艱苦而充實的,那時對知識追求更有一種‘饑渴感’、緊迫感。改革開放后,部隊亟須培養一批文化人才,自己也長期從事新聞報道工作,所以順利通過考試被選送到渭南師院中文系上學。像在校學生一樣住架子床,吃學生灶,一樣課堂提問,一樣期末考試。一起早出操晚自習,一起做值日搞衛生。星月如昨,書香猶在。”

            “能夠進入一所大學接受正規系統的教育學習,是幼時曾經的夢想,對有正規的上學機遇就分外珍惜。因而在校攻讀中國語言文學期間,還強迫自己擠壓出精力和時間參加了全國高等自學考試。通過了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黨政干部專業、法律專業自學考試,并開始了法律本科的學習。我在三年后走出學校的時候,已經拿到了3個文憑。也就是在學校里集中精力讀了許多書,寫了不少筆記和文章。”他還講了自己深夜苦讀的趣事,那時一個宿舍住六個人,是架子床,到了晚上十點就要熄燈。為了不干擾別人休息,他就備了個四節電池手電筒用以照明看書學習,有時滾落在床下的手電筒還亮著,人卻睡著了。每天晚上從教室里走出來最后幾個人總有他的身影。此間,他參加了兩個學科40多門課程的全國自學考試,不少監考老師都記住了他的名字和考試時的情景,開玩笑說,都成了考試專業戶了。

            刻苦學習,勤于筆耕,把知識的積淀運用于專業研究,從而使知識能量得到升華,澆灌了心血的地方收獲豐饒的果實。賈巨川在部隊長期從事宣傳工作,采訪、攝影、寫新聞稿。他說:“與文字有關的特殊經歷,也為我后來從事專業工作打下了基礎。此間,我還參與了一部長達150萬字的《史記系列大辭典?人物卷》的撰稿工作,這是一次難得的向古籍經典學習的機會,彌補了歷史學科專業知識的‘缺口’。遺憾的是20年過去了,這部書因故還未能出版。”

            賈巨川的孜孜不倦、頓學累功精神以及在黨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領導機關的肯定和社會同仁的認可。1990年,他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多家主流媒體聯合評為“全國自學成才先進個人”,其事跡收入聶榮臻元帥題詞的“水滴穿石,繩鋸木斷”的《全國自學成才先進人物》一書。1996年7月,賈巨川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出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表彰大會,受到了胡錦濤、尉健行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或許正是這些成績和榮譽,促使他被調到省委黨史研究室專門從事《習仲勛傳》的研究和寫作工作。

            潛心《習傳》苦泛舟

            《習仲勛傳》是中央辦公廳下達的重點課題,當時確定要編三本書,一本是《習仲勛文集》,即習仲勛的文章、講話編選成集。一本是《習仲勛革命生涯》,內容是輯錄對習仲勛的回憶文章。再就是《習仲勛傳》,由陜西省委牽頭,具體參與單位是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廣東6個省和中央檔案館。

            接受研究和撰寫《習仲勛傳》任務后,賈巨川開始多方搜集資料,梳理征集線索,聯系有關單位個人,確定采訪名單,擬定編寫綱目。賈巨川說:“我初去時,‘習傳’才搭架子,當時組織了一個傳記組,七八個人分頭采寫,在后來的工作中隊伍越來越小。領導給我談話說,誰誰不弄了,你就給咱擔起來吧!最后剩了我一個人。”

            當年冬,賈巨川就見到了在南方休息的習仲勛,而且了解到習仲勛黨性原則非常強,未退出領導崗位時,他就嚴格遵守“活不立傳”的紀律,后來對個人事也很淡然,對賈巨川說,還寫什么傳呢?”賈巨川說:“當時習老夫人齊心大姐對我比較認可,因為我比較年輕,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大姐笑著說我是抓來的一個‘壯丁’。但困難也多,一是習老健康狀況不允許有較多的交流,但鮮活的生動的東西都存在他的記憶中。二是習老留下文字資料很少,比如個人日記、工作筆記等,這樣只能在浩瀚的材料里,在眾多的館藏文件、講話中探尋他的心路歷程,領略他思想精神世界,感悟他的豐富曲折的人生經歷。有時候真有種山窮水盡之感,疑問路在何方?”

            “但是,面對這樣一個任務,我還是有信心的。回顧個人學習工作走過的路子,心里有底氣,覺得能把這個傳寫好。特別是和習老相處了一段時間即有所見,翻閱了不同館藏資料有所思,研讀了多種人物傳記有所悟,更有了做成做好這件事的信心。”

            “習仲勛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年紀很輕時就當了共產黨的‘大官’。而且在不同層次的領導崗位上,他的年齡都比其他同級別的人小那么幾歲,比劉志丹小10歲,比高崗小8歲,比彭德懷小15歲。在西北局當書記是32歲,當中宣部長是39歲。到1978年他才65歲,再進書記處的時候,書記處的老一輩已經退完了,一直有著年齡優勢。再是他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是從我們關中農民家庭走出來的,非常熟悉底層人民群眾的生活疾苦,所以他想問題,定政策,能夠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因而就能夠密切聯系群眾。”

             如何將《習仲勛傳》寫成精品?目標在那里?賈巨川盯準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朱德傳》和與之相關的《彭德懷傳》等優秀作品。在前期準備工作中,他看了大量的中外名人傳記。“我把當時出版的十大元帥傳記買齊了,都看了。國內外的毛、周、朱等人物傳記,都買地看。把不同人物的標題、語言,以及精彩段落都分門別類摘錄整理,悉心研究。”

             賈巨川認為,寫書人要為自己定個高標準,攀高品位,求高水平。“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凡事沒有高的目標,就不會朝著高的方向努力。把《習仲勛傳》寫成一部精品傳記,是我的初衷,是我的夢想,也是和傳主家屬及出版單位形成的共識。”

            搜盡奇峰打腹稿

            記者看到,在這所公寓客廳墻壁上掛著一幅齊心老人傾聽賈巨川說話的合影照。賈巨川告訴說:“這是2000年6月,我陪大姐回訪革命老區時在甘肅省環縣的河連灣照的,這里是陜甘寧省委舊址。1936年秋,習仲勛由環縣縣委書記調回黨中央駐地保安(今志丹)縣時,省委書記李富春就是在這里跟他談的話。”

            “這次陪齊大姐到陜西、甘肅等地走了一個多月時間。這年初,大姐在深圳當面交代說,她要代表習仲勛回訪陜甘革命老區。讓我做一個詳細規劃和日程安排。我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并引導她回訪了陜甘兩個省、6市、73縣103個革命舊址,看望了老區的人民群眾,行程1萬公里。我們翻山越嶺,一個點一個點地走,車到不了的就徒步行走。記得到了甘肅省華池縣南梁,當時陜甘邊區政府所在地寨子灣地處深山老林之中,車進不去,大姐就與我們一起步行十來里,考察那里的地形,繪制地形地貌圖,做采訪筆記,了解當時的紅軍是如何生活的,怎么樣戰斗的,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地點,每一個人名,對每一件事,包括當時的計量單位、鄉風民俗以及地名演變都作了反復考證,詳細記錄。我把河流走向、山嶺勢態、樹木花草等都拍攝成照片,有的還隨手繪成圖表,以感悟歷史的變遷。”

            “比如,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領導于1935年夏曾在南梁的閆家洼子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這個會議有一個重要的缺點,就是被老同志稱之為陜北錯誤肅反的前奏。”大姐執意要到這個村子看一看。我們一起身臨會議舊址感受早已散去的歷史風云。再比如說,習仲勛在自己的文章中記述了一個歷史細節,即他在不同地方先后與謝子長和劉志丹會面,按照習老的記憶,我們和大姐步行到了習老與謝子長見面的楊柳坪,又考察了距楊柳坪以北十多里的金剛廟。習仲勛在這里第一次見到了劉志丹,并聽取了劉志丹關于正確對待勝與敗的談話。”

            回訪結束后,賈巨川為齊心起草了給陜西省委和甘肅省委的報告,寫出了《追尋流逝的歲月》一文(4萬字),2001年在全國政協主辦的《縱橫》雜志第9、10期連載。

            賈巨川說:“習老受誣蒙冤16年,先后兩到洛陽。1965年下放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經歷8年審查,1975年又第二次監護在洛陽耐火材料廠。我在這兩個廠做了一個星期的調查訪問,找廠里的老領導、老工人調查了解,實地察看習老當時住過的房間,吃飯的餐廳,散步走過的小路,與農民交談的果園,翻看廠史廠志、檔案資料,收集習老留下的書信材料。習老當時在洛陽住的一個小單元房還沒有拆,我找到當時的一位鄰居工人一起來到房間,聽他仔細介紹當年主人是在哪間屋子睡覺,在哪間屋子做飯,切身感受老人家在這里生活的情景。”在這里他了解到一個細節,工人師傅告訴說,當時窗外安著一個高音喇叭,整天響個不停,習老后來的聽力不好,就與這個高音喇叭有關,因為習老就此給廠里提過意見。

            “一部嚴肅的傳記作品,連傳主在哪里住的,內外環境是個什么樣子都不知道,寫出來的東西能真實嗎?”賈巨川笑著抖出了一個有趣的話題。艱辛考察、廣征博采,使許多散亂的碎片得以接拼,使時間的塵埃拂拭而去,使史事的真偽得以明辨,留給探索者更多的是歷史的還原,是有靈有肉、生動可信人物的再現,從而也為傳記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和表述空間。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占有,是歷史人物研究的基礎,也是作者進入深層研究的前提。賈巨川說:“有了這個基礎和前提,才能自如地把傳主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置于人民群眾斗爭的歷史洪流中,置于不同時期的領導集體中,去考察、去研究、去評述,從而客觀真實地再現他們的業績和精神風貌。”

            情到深處無怨尤

            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執政黨歷史及其相關人物的研究,不能只在現成的宣傳報道中找答案,對值得記載的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時間地點,每一個關鍵細節,都要有追根溯源、科學梳理、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有疑問的還須反復考證,去偽存真,不搞孤證立資。

            歷史研究和傳記寫作,離不開大量的特別是館藏檔案資料。賈巨川說:“查閱檔案是一件非常枯燥的活兒。如果沒有耐性,倘若不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發黃破爛的紙頁,難以辨析的字跡,連接不通的句子,勾勾畫畫,涂涂抹抹,看不了幾頁,就心灰意冷,無心瀏覽。習老基本不談自己,而且留下的個人手記極少,許多事情都是在別人的書里或材料中找有關他的資料。因此,傳記資料準備是工作的最大困難。”

            賈巨川初到省委,住在樓梯旁一間辦公室兼宿舍僅15平方米的耳房內,他形象地說:“一張桌,一把椅,一沓稿紙面朝西。”忙碌緊張的工作仿佛讓他忘記了個人生活工作的條件需求。他索性把自己找來的有關習老的資料和從單位檔案室借來的資料都放在椅子上。一天看一沓子,然后把一些疑問記錄下來,歸類集成“習仲勛傳疑問錄”,然后一一查尋,一一釋疑。賈巨川把這種方法稱之為“倒查法”,即不漫天尋訪,而是帶著問題有目的地查資料。手邊的資料看完了,賈巨川決定沉下身子泡省檔案館,此時是1997年。當時他還沒有從渭南搬來。周一天不明坐班車,一下車直奔位于建國路的省檔案館。在這里,他一蹲就是40多天。這里沒有專門的客飯食堂,也沒有查閱人休息的地方,中午他就在外面簡單吃點東西,鋪上一張報紙坐在檔案館門口,一邊看抄錄的資料,一邊等著下午檔案館開門的時間。

            中央檔案館、中組部檔案室、廣東檔案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賈巨川也去過多次。單在中央檔案館就待了四五個月,有兩次都值隆冬季節,賈巨川住在城內招待所,檔案館在城西四五十里外郊區,每天天不明,他就在夜色中迎著寒風,有時踏著積雪去趕館里的通勤班車。館里有嚴格的規定,有一盯一的專人監查,所查內容要經過批準,不許拍照,不許復印,不許把包、水杯帶入室內,抄錄要用專用筆紙。摘抄前后,都要經過審查批準,通不過抄了或不能帶走,或被剪除。他一本一本,一張一張地翻閱,涉及到習仲勛的有關資料,哪怕是一個片段,一句話,一個細微之處也不放過。“我覺得不讓復印也好,就大量地閱讀心記,增添感性認識。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了400余卷近300萬字的資料,也在允許下作了必要的摘錄整理,閱覽了相關的書籍和報刊百余種。”

            他查閱時間久,有耐心,抄錄資料一筆一畫,一絲不茍。檔案管理員說:“哎,還沒有像你這樣查檔案的,一來就是幾個月,抄錄又是那么工工整整。”

            “查閱檔案,就是一個心寫的過程,梳理思路,構思歸類的過程,能幫助記憶,加深理解,及時地釋疑解惑。”賈巨川回答。

            按照檔案館的規定,許多有用資料得靠手抄,賈巨川寫字又特正規。長時間一個姿勢的抄錄,一天偶然發現右手背上長出了兩個疙瘩,疼痛時不能寫字了。他心中疑惑起來:是不是患上了腫瘤?他說:“當時心里的確有點怕,心想如果真的是癌,這個任務是完不成了。”

            年輕的檔案管理員看到了說:“沒事,這是腱鞘炎,不行時做個小手術取掉就行了,我爸就得過這個病。”他回到城里時齊心大姐也說,就是腱鞘炎,屬于常見病。只是寫字時間長了,要注意調整姿勢。

            記者當面看了他右手腕上還有的兩個包塊,親眼見證了一位學者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說:“做好一件事,不可一蹴而就,一帆風順,必然有一個克艱攻難的過程,務必得下一番工夫,經一番磨煉。學術研究,要有勇于創新,獨立思考,直面困難,搏擊前行的精神,也要善于關注學科前沿,開闊視野,開掘新領域,發現新成果,向書本學習,向專家學習,向實踐學習,交流探討,協同作戰,解決工作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賈巨川還參與審讀修改了《習仲勛革命生涯》《懷念習仲勛》等書稿,參加了習仲勛治喪活動,并執筆撰寫了新華社播發的習仲勛同志生平和《習仲勛碑文》,使他對傳主更深層次的認識和傳記寫作的水平提高大有裨益。

            有一次,賈巨川和齊心交談時提到了魯迅詩句中“我以我血薦軒轅”時,也很動情地說:“我是我以血撰‘習傳’。大姐聽了后點頭稱道說,十年真的很不容易啊!”

            歷練,堅持,積累,升華……
            他完成了從軍轉干部到黨史專家的優美轉身。
            勤奮探索,筆耕不輟……  
            他的中共歷史人物研究之路有了一個長足跨越。

             隨著百萬字《習仲勛傳》上卷的出版及下卷在他手中脫稿,對《習仲勛傳》的評論和賈巨川的名字即見諸各大媒體和網絡,同時也受到一些專家學者的關注和廣大讀者的肯定。新華社2008年4月21日專門播發電訊通稿。該書參加了第十七屆中國國際圖書博覽會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榮獲陜西省人民政府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和全國十七大以來黨史優秀圖書一等獎。《青海湖·視野》等多家的報刊連載或選載該書內容。全國權威核心社會科學期刊《新華文摘》刊載了中央黨校教授李東朗《〈習仲勛傳〉的五大看點》長篇書評;《光明日報》刊發中央黨校教授祝彥《生動再現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評〈習仲勛傳〉》說:“由賈巨川執筆撰寫的《習仲勛傳》,是近年來關于陜甘寧邊區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優秀成果之一。”陜西教育出版社編審張祥初評論說:“豐富翔實的史料,嚴謹的治學態度,樸實清新的寫作風格以及精雕細刻的文字鍛造,使歷史人物走出歷史。使傳主的生平事跡、理想追求、精神風貌和鮮明個性躍然紙上,給人以深刻啟迪。”西南大學教授余紀撰寫書評:“值得稱道的是史家的筆墨縱橫捭闔,以歷史的原本為綱,將許多事件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勾勒得清晰可見,同時又不放棄歷史的細節和相關的人物刻畫,構成一幅由無數歷史人物和事件構成的‘清明上河圖’。”陜西新聞出版局一位領導讀后讓轉告作者:“文品如人品,人品出精品。”

             真實:黨史人的道德遵從

             賈巨川說:“凡真正歷史研究者,心中都有一個太陽,這就是司馬遷和他的《史記》。司馬遷是我的‘近鄰’,司馬祠離我的家鄉不過二三十里遠,小時候我就去司馬祠朝過‘史圣’。接受了寫傳任務后,又多次來到了這里,他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德史識給我以深刻教益。今天我們從事中共黨史研究,也要傳承優秀的歷史道德。景仰歷史,更應敬畏歷史。傳記作者的筆下,應當把一個可經歷史檢驗,可資世人評說,可慰傳主安息的信史告訴讀者。”

             《習仲勛傳》出版后,新華社有位記者采訪賈巨川時問道:這本書的突出特點是什么?他回答:“要說最大特點,就是我沒有把傳主推向神壇,而是作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樂,有個性,有特點的常人來記述。他是一位農民的兒子,在半個多世紀革命斗爭實踐中,憑著個人信念的堅定不移和艱苦奮斗,加之人民群眾的支持擁戴,領導集體相互配合和戰友們的幫扶,黨組織的領導和領袖栽培,一步步成長為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有著客觀的內在發展規律性。這個規律性就為傳主作了科學準確的歷史定位。如果當作一個神童,一個超人,事事處處都有先見之明,都有過人之處,既堅持原則,又正確決策,老抵制錯誤。世界哪有這樣的人,如果寫出是一個高大全,就離開了傳記作者的道德遵從。”

             打開《習仲勛傳》上卷第一頁,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首古詩《憫農》。賈巨川說:“這個細節是習仲勛的女兒給我講的,她說,爸爸吃飯的時候總是教育我們珍惜糧食,怕孩子們浪費飯菜,就和娃娃一起念,‘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當時我想這不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最寶貴的品質?正是他與勞動人民這種最本質、最天然、最親密的關系,才砥礪了他一生最優秀的品質,這不正是寫傳最好的切入點嗎?于是習仲勛的近90年人生就從這里起筆……”

             “全書一以貫之地使傳主沒有離開人民群眾,沒有離開領導集體,沒有離開不同時期的客觀環境。他既是一位運籌帷幄的領導者,也是一位身處復雜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可能超越現實,不可能天生神明。這就是對傳主的歷史定位,是唯物論的觀點。”

             “比如說,延安時期發生的搶救運動,我們的傳記充分記述了習仲勛在這一運動中的積極作用,包括在運動后期給黨中央、西北局提建議,作為綏德地委書記較快較好地糾正搶救運動的錯誤,為被錯誤‘搶救’了的人道歉平反。在搶救運動開始發動以至發展到甚囂塵上之時,雖然是康生搞的,但毛澤東表了態,作為一級地委,不可能不‘搶救’,不可能不執行,那也講政治紀律、組織紀律。我看過一些資料,也有許多當事人的回憶。許多領導同志也是開大會做動員,積極宣傳‘搶救’的重要性。當時的所謂‘搶救’失足者,就是搶救出來的‘失足’者越多成績越大,這與當時的大氣候有關。延安運動鬧得最嚴重,其次就是綏德地區。習仲勛當時是綏德地委書記,搶救弄得那么熱火朝天,書記怎么可能不承擔責任?我們的傳記還是客觀地記述了這一歷史過程,包括習老由不認識到認識,從開始的組織發動到后來的積極糾正過程。現在有人說習老當時抵制了康生、高崗的‘搶救’運動,并且因此得罪了康生等等。我認真查閱了有關檔案資料,并專門采訪了一些重要當事人,沒有看到可以得出這樣結論的資料。我對史料的考證和利用有一個原則,就是沒有見諸歷史文獻的,自己沒有親身查閱和考證并認定為準確的資料,即不予采信。一些口述的、傳來的材料,要與相關的文獻和多種資料對證無誤后,再予取舍。”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賈巨川說《文史通義·史德》中的這句古訓,就是自己治史寫傳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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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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