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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開國之城”的紅色宣傳——記吳立人在石家莊解放初期宣傳工作中的幾件事(組圖)
        2017-11-14 10:38:54
        作者:栗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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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朱總司令及中央嘉勉電 我軍解放華北戰略要地石家莊 創奪取大城市的光輝先例

        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石門

            中紅網編者按:在紀念解放石家莊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中紅網總編江山等同志11月12日上午去看望了全國黨建領導小組組長、原中組部長張全景同志。張部長高興地告訴大家:“我反復看了兩遍栗冀生撰寫的《開國之城的紅色宣傳》一文,解放初期的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吳立人同志,是我黨在建國初期,特別是在全國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的典范”。他說:“這篇文章寫的很好,材料珍貴、充實,值得學習。我一直也在想,我們現在的機關存在機構重疊臃腫 ,人浮于事,推委、效率低,不愿擔當責任;甚至不做為的問題;干部公務員用的人太多了,所謂的‘官多為患’嘛!用的這么多的人,該怎么辦呢?就是要實行‘精兵簡政’高度的兼職。你們看吳立人身兼多少職務啊!我們紀念解放石家莊,要學習建國初期黨的干部廉政勤政,為黨和國家忘我奮斗的革命精神,這是我黨的光榮傳統,我們今天學習和紀念石家莊解放七十周年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編者按結束)

            1947年的11月12日,經過6天6夜的激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朱德總司令的親自指揮下,用攻堅戰術攻克了第一座國民黨軍重點設防的軍事重鎮——石門。石門即石家莊的解放,為我軍適應戰局變化的形勢,提供了武裝奪取大城市的經驗,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城市工作的試驗田,在城市接管與改造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為全黨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提供了樣本。石家莊作為“開國之城”,全國矚目,百廢待興,如何正確的宣傳貫徹毛澤東在我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如何正確的宣傳貫徹黨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是當時石家莊市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不負重托,不辱使命,開創“開國之城”的紅色宣傳

            1948年3月5月,隨著黨中央機關轉移到石家莊附近的西柏坡和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成立,石家莊一度成為華北解放區的中心和中國革命的政治中心,倍受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許多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曾在石家莊視察或停留。石家莊的許多工作是在中央工委、晉察冀中央局及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中央工委曾多次派調查組到石家莊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劉少奇、董必武、彭真、聶榮臻等中共中央工委、晉察冀中央局及華北局的負責人多次聽取關于石家莊的工作匯報,給予重要指示和具體指導。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個邊區政府的各個部門先后搬到石家莊辦公,各高校紛紛在這里落戶。

            石家莊城市的重要地位凸現出來。中央把石家莊作為管理城市的試點,決定:中共石家莊市委直屬中共中央華北局領導,按照區黨委(省級)的建制,石家莊市的領導干部由華北局直接配備。由此,石家莊市也成為解放戰爭時期唯一的省級建制的城市。

            在這種情況下,1948年5月之前擔任冀中區黨委秘書長的吳立人與冀中區黨委副書記劉秀峰一起受中共中央華北局任命,調入石家莊市委領導核心的。歷任石家莊市委秘書長、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長、兼石家莊市首屆人大委員會常委、人大選舉宣傳委員會主任、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兼市財經委副主任、兼中共石家莊市委工廠委員會常委、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石家莊市第一屆委員會書記等職。據時任石家莊市副市長的藏伯平回憶:“當年吳立人同志33歲,擔任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的石家莊的各項建設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兢兢業業、辛勤工作,對石家莊的宣傳工作渉及到的各個方面都有的放矢,他深入廠礦、學校、街道、商店,一手抓組織宣傳黨的政策方針,一手抓戰亂恢復、整頓治理、建黨建政等工作,通過大力宣傳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利用新聞媒體擴大宣傳,他親抓親歷、使戰爭創傷得到恢復,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深入人心,使廣大群眾有了前進的方向”。吳立人不僅對黨初步進入城市、探索和創造城市的政權建設、社會秩序和建立城市經濟工作方針政策等有了整體的認識和全面的實踐;作為石家莊市委領導,吳立人在市委書記劉秀峰的領導下,把抓好宣傳干部隊伍的建設放在首位,他除了精心親自選撥考核宣傳干部,把最優委的干部放在宣傳崗位上學習和鍛練,他在回顧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光輝歷程時,特別強調毛主席對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吳立人說:“早在1927年,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在江西永新“三灣改編”時,就為紅軍士兵委員會制定的五條任務中規定了:寫標語、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1929年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會的決議中,進一步明確:紅軍決不是單純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重大任務……紅軍文化宣傳的任務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宣傳的方法為傳單、布告、宣言、壁報、歌謠、畫板、化裝宣傳、演說等……。因此,繼承我黨我軍重視宣傳工作的光榮傳統,不僅是一項開創性的重要工作,也是我黨我軍“抓好槍桿子、抓好筆桿子,干革命就要靠這兩桿子”的革命法寶和光榮傳統的永續和傳承”。

            為了使開國第一城迅速從戰爭的廢墟中走向繁榮,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吳立人組織全市各級黨委把認真學習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作為重要政治任務,在全市進行了深入宣傳、學習和貫徹;不僅為解放全中國培訓了大批南下工作的優秀人才;同時也為直接參與毛澤東主席制定并實施的“綏遠方式”和平解放綏遠的重大的歷史實踐準備了一大批有較高政治素質、會做城市工作的優秀干部隊伍,僅1949年下半年,從石家莊調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縣級86人、區級103人。實踐證明,這批石家莊在歸綏、綏遠、內蒙古自治區的建設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中共中央對吳立人同志的結論指出:“解放戰爭時期,吳立人同志兢兢業業為黨工作,積極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為支援平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宣傳貫徹執行黨的政策、繁榮群眾文化生活

            市委宣傳部,是全市文化事業的主管部門。兼任市委宣傳部長的吳立人,為繁榮石家莊市的文化藝術事業,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心血。

            石家莊剛剛獲得新生,舊社會的封建陋習影響深遠,文盲、半文盲占據多數,整個社會還處于恢復整頓時期。

            吳立人指出:“過去的教育是為少數人服務的,今天的新教育則首先是為工農勞動大眾服務的”。他積極宣傳、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同時,為使廣大人民群眾能迅速得到受新教育的機會,盡快成為恢復城市建設和國民經濟的骨干力量,為了活躍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他積極招募各種人才,聘請教師、先后開辦大中小學,大辦社會教育;在吳立人的領導下,各區都成立了人民教育館,教育館是使獲得解放的人民群眾,獲得再教育的機會,獲得文化和專業知識的中心,開辦各種形式教育,市委書記劉秀峰、第一副書記吳立人等市委領導經常親自到機關、學校、文化館等講課,工人的文藝活動已經以新的姿態活躍起來,獲得群眾贊許。1948年至1949年,石家莊市民教館先后被晉冀邊區政府和中共中央華北局評為模范集體。

            時任石家莊市電影管理處副主任的翟福林同志在《百兩黃金和十部影片》一文中記述了市委宣傳部長吳立人派遣他到蘇聯占領的大連去購買蘇聯電影故事片的史實。

            中共中央駐西柏坡時,1948年5月初,石家莊市群藝館干部翟福林、黎虹兩人奉時任石家莊市委宣傳部長吳立人、副部長陳荒煤之命執行一項秘密任務,身上除帶著黨中央的絕密信之外,還有百兩黃金。他們水陸兼程,穿越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沿朝鮮西海岸往北,在國民黨軍艦追擊下沖入當時的蘇聯管轄下的大連。回來時又幾經磨難,隨時準備沉入大海為黨捐軀。終于把黨中央需要的“東西”帶回了石家莊解放區。除了兩箱文件之外,他們用百兩黃金并準備加上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10箱蘇聯1938年版的《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中文精裝本以及其他書籍。還有10部電影拷貝——《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列寧在1919》、《宣誓》、《保衛察里津》、《敵后游擊隊》、《健美雄姿》、《空中大戰》、《彼得大帝》、《冰上大敗德寇》等蘇聯電影片。這些“東西”給解放區帶來了新世界的信息。這正是即將解放全中國,即將進入大城市的中共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急需的。石家莊市委宣傳部長吳立人代表市委對他們完成任務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進行了表彰。

            毛主席和黨中央機關干部在西柏坡曾多次觀看這些影片。蘇聯影片帶回石家莊后,人們迫不及待地要求放映,不但滿足了當時石家莊、邢臺、邯鄲、德州、濟南、陽泉、太原等地軍民文化生活的要求,而且鼓舞了軍隊的戰斗情緒和群眾在支前運動中的生產熱情。“百金加生命”換影片的感人故事傳開后,石家莊的軍民激動地說:“對于國家大業,對于獲得解放的黎民百姓,這些用生命換來的革命影片,我們萬金不換,何況百金?!”

            為貫徹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吳立人深知文藝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性。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群眾創造更好的文化生活,必須吸收一大批愛國青年,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文化事業中來。

            當時的華北平劇院,從華北聯大劃歸石家莊市委領導,領導的部門就是吳立人兼部長的市委宣傳部。平劇就是京劇,華北平劇院的前身是原延安平劇院,曾是直屬中央的演出團體,有著一批著名的編導藝術家如張夢庚、阿甲、任桂林等,但是演員陣容相對薄弱。為了把華北平劇院建設成全華北藝術水平最高的專業京劇團,吳立人給了平劇院任桂林一個艱巨的任務,讓他去做李和曾的思想工作,將演出能力很強的李和曾領導的民主劇團和華北平劇院合并。

            任桂林后來回憶說:“石家莊市委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叫我們去做工作。可是這個工作很不好做,因民主劇團在新中國大戲院演出的成績甚佳,每人都分到不少錢。萬沒想到和李和曾一談就通,而且他從未向組織提過任何要求。在他的影響下,有吳葆華、吳素英、王頡竹等同志,都參加了華北平劇院。”“市委認為對他們應有優待,李和曾每月也不過三、四百斤小米,他的父母還跟隨著。這也能看出他們的思想覺悟來。市委還在石家莊電影院召開了歡迎大會,會上吳立人講了話。”“李和曾自參加平劇院后,表現積極,思想進步很快,經平(京)劇院的薛恩厚和張夢庚的介紹,由市委副書記吳立人批準,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其他同志多在到北京后不久,也陸續解決了黨籍問題。”

            1949年春,華北平劇院隨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任桂林回憶說:“臨走時,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吳立人同志,向時任華北局宣傳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兼部黨組書記周揚提出,要求留下幾名干部在石家莊,周揚同志問我愿不愿意留在石家莊,我再三考慮,覺得又是故鄉,一個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于是我便答應下來。并提出我一個人不行,同時把齊修林、韓洪濤、孟剛等同志,也都留在石家莊工作,他們也同意了。”平劇院走后,“我們幾個等待工作安排。我記得有一天吳立人找到我談話,要我做文教局副局長,我對他說我沒有做過這種工作,不能勝任。他說他也沒有做過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工作,現在缺少干部,只能在做中學習。”

            任桂林是個難得的人才。曾作為延安平劇研究院的四名代表之一,親耳聆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他的思想觸動很大,幾易其稿,寫出了《三打祝家莊》劇本,在延安連續演出了兩個月之久。毛主席親自給任桂林等寫信祝賀。之后,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多次觀看任桂林的演出,他的《奇雙會》、《打侄上墳》、《進長安》、《赤壁之戰》、《昆侖草》、《馬陵之戰》等均受到高度好評。他還先后創作了《即墨之戰》、《秦良玉》、《鄭成功》、《玄武門之變》等20多個劇本,均在戲劇舞臺上演,成為保留劇目。他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虎穴追蹤》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第一批優秀革命故事片。

            任桂林留任石家莊期間,先后擔任市文藝工作委員會主任、市文教局副局長、石家莊市第一屆市文聯主任。

            吳立人讓任桂林接手“石家莊市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后,任桂林不負重托,憑著自己的文化藝術造詣和領導能力,使石家莊市的文藝團體的藝術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升。任桂林多次帶領這支隊伍到北京演出,非常成功,均受到中央領導贊許,周總理還同演員們一一握手,并將劇團請求題詞的冊頁拿回去,親筆題詞派人送回。

            吳立人還批準任桂林成立了“石家莊市委文工團”,1949年8月1日正式成立。據《石家莊市文化志》記載:這個文工團是以原來活動在解放區的工人劇社為基礎,又招收了一批青年演員,有演職員38人,人手緊張時,全團上下連炊事員都上臺參加演出。他們曾受鐵道部長滕代遠特邀到北京中南海為中央領導演出。又在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山公園音樂堂公演具有濃郁生活氣息、富有教育意義的《不是蟬》,連演數十場,場場爆滿。周揚、廖承志、周巍峙、田漢、洪深、歐陽予倩、曹禺、老舍、丁玲、趙樹理、吳雪、焦菊隱、金山、張瑞芳等文化藝術界領導和著名人士對演出給予高度評價,《人民日報》、《文藝報》為演出成功發表了專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于“五一”期間向全國播放了全劇錄音。《人民畫報》創刊號選登了劇照。中央文化部贈予該團錦旗一面,上繡“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在京演出結束后,鐵道部將劇團改編為“鐵路文工團”,但仍屬石家莊市領導,由聞一多之子聞立鶴掌管。他們由北京出發,先后到保定、濟南、青島、四方車輛工廠、張店、徐州、蚌埠、淮南煤礦等地,對沿線鐵路職工進行慰問演出。之后到達上海,在蘭心大劇院公演,引起轟動。排隊購票者長達半里。上海市長陳毅觀看了演出。該團還應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上海市文藝界知名人士熊佛西、陳白塵、于伶、白楊、上官云珠、吳茵、秦怡、黃宗英等觀看了演出,并同劇團進行了座談。華東書店出版了《不是蟬》劇本。劇團在上海演出了兩個月后,返回石家莊。后來這個團并入中央建工部文工團。可見留住和用好一個人才,對提升和發展一項事業有多么的重要。對石家莊市新文化工作的奠基,吳立人功不可沒。

            吳立人同志在戰爭年代就多次辦學或參與辦學,比如“冀西軍政抗戰學校”、“河北抗戰學院”、“晉察冀分局黨校”等等,許多黨政領導干部都被請來做教員,劉少奇、鄧小平、賀龍、薄一波、劉瀾濤、宋紹文、黃敬、呂正操、楊秀峰、林楓、李楚等等,這些領導同志站在前邊講授,一講就是半天,馬列主義的精髓和當時當地的實際,在他們的講話中,緊密地結合到了一起。為黨培養了大批軍政干部人才。因此,他深知專家學者的講課對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學生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那時石家莊依傍黨中央和華北局領導機關,高校學府就在身邊,理論、教育、科技、文化藝術各界的專家學者薈萃,猶如近水樓臺、向陽花木,有得天獨厚的智庫資源可以利用。這對提高石家莊的城市品格、發展石家莊的各項事業是難得一遇的機會。中共石家莊市委的領導同志沒有忽視這一點,他們誠請專家學者為干部、教師和青年學子講學傳經,啟智開慧。

            時任新華社總編輯和社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著名詩人艾青、黨史專家何干之、著名小說家趙樹理、女作家丁玲、著名的理論家、哲學家艾思奇等等都被邀請在石家莊的機關、學校、部隊等作過講學和報告。這些專家學者有許多是吳立人同志請來的,其中,與何干之同志的交往,足見吳立人同志禮賢下士、敬師慕才之風范。

            1948年5月,在華北局建立的同時,黨中央決定,將晉察冀的華北聯合大學與晉冀魯豫的北方大學合并成立華北大學。據何干之的夫人劉煉《風雨伴君行——我與何干之的二十年》一書記載:1948年8月24日至27日,華北大學在正定城里隆重開學。何干之任華大二部主任,并兼做教授和研究生導師,主要講授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期間,劉煉調到華大農學院去任政治課教員。二部在正定城里,農學院在石家莊市西郊的西焦村。石家莊和正定相距30華里,石家莊到西焦村也有十來華里路程。劉煉在書中寫道:“不久,干之應石家莊市宣傳部長吳立人的邀請到石家莊參觀。他和當時的石家莊市長柯慶施及吳立人等人很熟,接到這個邀請后他立刻趕來了,一則可以看看剛剛解放的‘大城市’,二則借這個機會看我……”

            吳立人在冀中九分區任地委書記兼政委時就與何干之結下不解之緣,他曾請何干之到九分區講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知識;1943年6月以后,還請何干之到晉察冀分局黨校講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的建黨、建國理論與黨史課;吳立人擔任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期間,多次請何干之到市委給黨員干部講課,提高黨員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吳立人常說,何干之先生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是共產黨的理論家。從1940年初至1949年8月期間,吳立人曾代表組織先后對何干之先生給予了必要的照顧。

        熱烈慶祝華北戰略要地石家莊解放

        全市人民熱烈慶祝石家莊解放一周年

        解放初期的石門市政府

        解放初期的石家莊市政府

        石家莊首屆人代會會場。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吳立人正在發表講話

        石家莊首屆人民代表大會,提供了全國實行人民民主的范例。石家莊市首屆人代會全體代表在會場外合影。

        石家莊首屆人代會當選政府委員合影(前排右二為吳立人)

        石家莊市首屆人民代表大會選票

        大會期間,楊秀峰、吳立人等發起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石家莊市分會緣起

        《石家莊日報》刊登石家莊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吳立人開幕辭。他指出:這個會的召開,是人民民主專政在石市的具體實施。

        市民在閱讀《石家莊日報》


            三、兼任石家莊日報社社長,發揮黨報的指導和監督作用,密切黨群關系

            1949年4月下旬,中共石家莊市委決定由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兼團市委書記的吳立人再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這時他已身兼多職。

            在抗日戰爭艱難困苦、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吳立人擔任冀中九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那時,他就非常重視抓黨的宣傳工作,他說:“黨的宣傳是抗戰的一面旗幟”,特別是報刊的出版發行,成為冀中九分區軍民在殘酷斗爭中的精神食糧。吳立人重視使用報紙這個武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等。這對宣傳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參加抗日戰爭,支援前線,及根據地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據河北省政協原主席尹哲在《憶冀中九地委“新建設報”》一文(原載《滄州報刊史料》)回憶:“冀中九地委前后辦過三次報紙,即:《救亡報》、《新建設報》、《團結報》。1940年秋,地委調我去《新建設報》社工作,任社長兼支部書記。……因是戰爭環境,報社沒有固定住址,可以說是‘游擊辦報’。辦報條件很艱苦,大家經常背著刻寫、印刷器材轉移。前后住過清苑、博野、蠡縣的一些村莊,或到白洋淀里辦報……在那溝路如網,碉堡如林、暗無天日的年月里,干部群眾看見一張小報,就像在黑夜看見一盞明燈,看見了黨的領導,看見了希望,看見了勝利的曙光。他們把小報當寶貝,自己看了,藏起來,再傳給別人,一張小報不知道要傳多少人,直到‘看爛’……”這些源源不斷地供給廣大人民所渴望的精神食糧,絕不下于一個沖鋒陷陣的戰土。

            冀中區黨委機關報《導報》,也在九分區的任邱縣陳王莊創刊和印刷出版的。九分區的報社曾印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1941年還印過冀中軍區司令部編的《防空常識》。1941年開展的《冀中一日》(5月27日)群眾寫作運動,都是在九分區軍民的掩護下進行的。1941年冬印刷過《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現在肅寧縣檔案館還珍藏有這兩本書的油印本。他們還油印了《解放日報論文集》等書。

            在九分區地方各縣,報刊的類型也是多種多樣,內容豐富多彩,層出不窮,多達30種。如:蠡縣的《救亡報》、任邱縣的《群聲報》、高陽縣的《吼聲報》,清苑縣的《前進報》、博野縣《烽焰報》,肅寧縣委的《烽火報》、安新縣的《老百姓報》、之光縣的《之光文化》等等。

            吳立人同志不僅重視對報紙工作的領導,而且直接參加辦報。親自動手給報刊寫新聞報道,寫文章。他常常回憶這些九分區在戰爭年代的報業先驅們,他們當時都是20歲出頭的年青人,在命系一線、戰火紛飛的年代,或者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或者在陰濕黑暗的地道中有的患了嚴重的關節炎,有的英勇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們奮不顧身、夜以繼日的向敵占區軍民發出黨中央的聲音和九分區、冀中根據地,以致全國各條戰線的戰況和捷報,成為了九分區抗戰的一面旗幟,成為“黑暗”前行中的人們的精神食糧。

            1946年7月,吳立人調任冀中區委常委、區黨委任秘書長后,根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協助區黨委書記林鐵同志部署土改和農民翻身運動。轟轟烈烈的群眾土改翻身運動改變了解放區土地關系,初步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廣大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翻了身。真正感到自己站起來了,他們以極大的熱情參軍參戰。《天津日報》老總編輯、社長石堅(后任天津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同志在回憶《冀中導報》老報人孫立民時,曾談到過吳立人。他寫道:孫立民是從一家敵偽報社經地下黨組織介紹投奔解放區的……1947年土改運動,王亢之派他下鄉參加土改。他和貧下中農一起生活,采寫了幾篇通訊,有一篇叫《婆子翻身》,發表后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冀中區黨委宣傳部長吳立人給予了很高評價。他還在《德高望重的力翁》文中寫道:“力翁,力麥(李麥)之尊稱……一個人是否成功,不在于他的職位高低,金錢多少,而在于他奉獻了什么。力翁,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人民,給黨的新聞事業的人……解放區辦報特別強調全黨辦報。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不僅經常對導報提出指示,還親自撰寫新聞。宣傳部長閻子元曾召集全區新華支社社長參加的通訊報道會議,并作了長篇報告。我至今還保存著他講話的記錄。后來繼任的宣傳部長吳立人,每月都到報社幾次抓通訊報道。”原來,吳立人對報紙業務也是行家里手。

            《石家莊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城市黨委機關報,中央工委領導十分重視,選派了強有力的骨干力量,許多領導同志經常到報社指導工作。

            事實上,石家莊日報和人民日報,追溯報紙的源頭,確實是同根同脈——石家莊日報是從晉察冀日報派生出來的,而晉察冀日報又是人民日報誕生的兩大源頭之一。

            由于石家莊市解放得比較早,從晉察冀日報、晉冀日報和上海、重慶來石家莊日報社的一些新聞工作者,后來隨著全國的不斷解放,又陸續調到了上級新聞單位、中央國家機關,成為部門領導業務骨干,僅到人民日報當記者的就有十多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高糧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市委機關報,首先是市委的耳目和喉舌,報紙要天天發稿說話,政治上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強,遣詞用字都很嚴格。不光報紙審稿把關還要對事業發展進行謀劃管理,吳立人的肩上的責任和負擔非常繁重。

            同時,《石家莊日報》還兼負著新華通訊社石家莊分社的任務和職能。

            那時,石家莊日報社還是個為建立新中國新聞事業的人才儲備庫。來自革命老區《晉察冀日報》、《冀晉日報》和國統區投奔過來的上海《文匯報》重慶《時事新報》的幾十名老報人,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但是,吳立人為了有條不紊地工作,他一方面充分依靠和發揮總編輯陳道和周游、石虹、何紀榮、吳震等報社領導成員的積極性;同時他又從市委派過來一位頗有文字功底和政策水平的袁鏡身常駐報社,一方面做他的聯絡員,一方面分擔陳道的一些實際工作。即使這樣,吳立人也還是要經常到報社研究宣傳報道,交代市委意圖,審閱重要稿件。他常常出席報紙的編輯、采訪會議,召集編輯記者開會或找編輯記者談話,討論研究辦報工作,聽取下邊意見,當場解決問題,進行經驗交流。從各方面關心報紙的宣傳、報道工作。在與報社職工座談時說:“石家莊日報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要利用報紙,發揮它最廣泛的聯系群眾、動員群眾的作用,并進而加強對一切黨員、一切干部的廣大群眾的教育,反映他們的要求與意見,尤其在一般居民文化較高、居住集中生活關系密切的城市,報紙的作用就更加明顯和重大,我們應該很好的利用通訊報道這一有力工具,宣傳黨的思想、方針、政策、主張,宣傳貫徹黨的工商業政策,要善于利用報紙公開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各企業部門與各機關必須經常檢討自己的工作,揭發工作中的缺點找出改進的方法。石家莊日報是全市人民的報紙,每個人民,都有權利在這個報紙上批評任何工作部門或工作人員的缺點,并且提出對于工作的各種建議。必須把群眾的呼聲與意見和領導上的自我檢討結合起來,以大大改進與提高我們的工作”;“我們報社的同志,一定要認識到自己責任的重大,要嚴肅認真,積極負責,提高自己的政治政策水平與業務學習,努力主動的與各部門聯系與群眾聯系,深入到勞動群眾中去了解群眾情況,虛心學習生產知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找出運動的發展過程,并指出前進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成為黨的耳目喉舌,發揮黨報的指導作用。”

            他還根據城市特點。不斷擴大、增辟專欄。除有本市新聞、國外國內新聞、經濟新聞和行情物價等外。還開辟了副刊和讀者來信。使新解放的城市群眾耳目一新,從而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關系。如今,還有兩份原始檔案的復印件,是吳立人同志于1949年5月9日與19日,簽發的社委會關于報社人事變化的通知,記載著他行使社長職權的蹤跡。

            1987年初冬,石家莊日報社舉辦報紙創刊40周年紀念活動,幾十位調到四面八方的老同志舊友重聚,袁鏡身專門談到這段經歷,他以為自己曾是一任報紙總編,為此報社為他查閱了原始檔案,不見有任命書和史料記錄,經詢問他人,原來他當時是吳立人派駐的特派員。

            當時市委劉秀峰、柯慶施等主要領導同志,都很關心報紙工作,也曾親自審看報樣。討論研究辦報工作。多次深入報社參加會議。中央領導劉少奇和廖承志、滕代遠、肖克、周揚等也十分關心《石家莊日報》。多次給予重要指示。胡喬木、潘梓年還到報社來解答問題。介紹辦報經驗。對辦好《石家莊日報》給了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四、探索民主建政,統領聲勢浩大的石家莊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宣傳發動工作

            “開國之城”的紅色宣傳,最引人注目和傳為佳話的是召開第一屆石家莊人民代表大會的宣傳。吳立人作為市委主要領導人之一,參與了這件開創性大事的全過程,他卓有成效的領導了“開國之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宣傳工作。

            據《石家莊通史》記載:“人民群眾對民主選舉和民主建政的態度與參與度,是首屆人民代表大會能否順利召開的關鍵。“剛剛解放不久的廣大群眾,幾千年封建意識積淀成的精神重負,并沒有徹底放下,還沒有樹立起當家做主人的意識。所以,當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由選民普遍選舉人民代表的方法公布后,各階層的反應并不是很熱烈的。一區有的工人甚至說:‘選誰,我們也是一樣做工吃飯。’工商業者和資本家反應更為冷淡。而一些基層干部仍然弄不清此時政權的性質,公然說:‘不能選資本家當代表。’

            面對此情此景,吳立人領導的中共石家莊市委宣傳部有針對想地開展了艱苦細致的宣傳教育工作。為了動員廣大市民認識人民代表大會的重大意義,教育群眾敢于使用民主權利,激發群眾參與積極性,市和各區展開了全面而深入細致的宣傳活動。

            這期間吳立人開展宣傳教育工作的重點是:宣傳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宣傳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宣傳“開國之城”的新藍圖,新面貌、新發展,這些深入人心的宣傳教育工作極大的鼓舞了軍民解放全中國的斗志和決心,同時,也為全國解放大中城市的城市工作樹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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