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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毛澤東與《漢書》
        2018-07-14 18:03:47
        作者:韓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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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亦稱《前漢書》,班固撰,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主要記述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實。固字孟堅,后漢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市東)人。《漢書》,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澤東終生研讀的一部大著作。

            贊開創,一代雄主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前87年),西漢第六代皇帝,16歲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澤東在其著名詞作《沁園春•雪》中,把他與秦始皇并列,稱“秦皇漢武”。漢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啟“昭宣之治”,在西漢王朝是唯一可與高祖劉邦比肩的帝王,成為典型的中興之主,開拓之君。

            縱看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漢武帝不愧是大有作為的一代帝王。他在開疆拓土、促進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統的大中華版圖方面,留下了自己的深深足跡。在政治上,他采納大臣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使諸侯得以將邑戶分封子弟為列侯,侯國隸屬于郡,地位與縣相當;且諸侯王及列侯在封地上僅得衣食租稅,不得臨事治民。這樣,一舉消除了諸侯王擁地過多、尾大不掉的隱患,削枝強干,加強了中央集權。在文化上,他采納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彰“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文章歌賦,為一時之盛。他尊儒術但不廢法家,常用酷吏,執法嚴苛,“外儒內法”的統治術影響了此后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在軍事上,他一改高祖劉邦以來對北方匈奴采取的“和親”政策及金幣籠絡,采取主動出擊、挫其銳氣的戰略方針,連續發動了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由衛青、霍去病等一代戰將領軍,打敗了強悍的匈奴騎兵,收復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占據河西走廊,先后設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郡。他又以軍事和外交兩手,征服了閔越、南越、東甌和西南夷,在那里設郡治民,使現今的福建、廣東、四川西南等地歸于漢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還派張騫出使西域,加強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聯系。在經濟上,他長期實行治水勉農政策,在關中一帶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并親自指揮治理黃河水患。為彌補常年征戰帶來的財政虧空,采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實行鹽鐵專賣等經濟措施,使財政狀況有所改善。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漢武帝在位長達50余年,期間連年用兵,民眾徭役相繼,苛稅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為求長生不老的“仙藥”,大興土木,興建宮觀樓臺,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釀成“巫蠱之禍”,使朝政元氣大傷;喜好到處巡游觀瞻,耗費了大量的民力財力。到漢武帝晚年,大漢王朝已“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農民起義接連爆發。此時的漢武帝有所醒悟,終于萌生悔意,發布了著名的“輪臺罪己詔”,檢討了自己的種種失誤,提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即將政策的重點轉到減輕人民負擔、恢復民力上來。

            縱觀漢武帝的一生,他對民族的功績遠大于他的過失。但是在一些傳統史家眼里,往往對他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談論得多,而對他的開疆拓土評價不足,對他英氣勃發、橫掃宇內的一生缺乏總體的、客觀的評價。對此,毛澤東是相當不滿的。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各部委工作匯報時,有感而發,又講到好大喜功問題。他說:“好大喜功好像是壞事,歷來罵漢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譽哩。木船變輪船,馬車變汽車、火車,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區別地說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當的。” 1957年,他在和新聞界負責人吳冷西談話時,深刻指出:“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在這里,毛澤東既充分肯定由漢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黷武”、迷信“方士”的錯誤,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大師一貫倡導的“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

            最能體現毛澤東堅持用“兩點論”評價歷史人物的事例,莫過于他對“大奸臣”王莽的評價。王莽是西漢滅亡到東漢建立的過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漢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漢書•王莽傳》中聲討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窮兇極惡……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據《漢書》記載,王莽為了實現政治野心,以過人的心計、堅忍的意志,韜光養晦,恭敬謙讓,沽名釣譽。一旦時機來臨,便毫不猶豫地篡漢自立,留下了千古罵名。毛澤東對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質、對他“影帝”級的作秀當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澤東評價歷史人物向來不以個人好惡、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兩點論”知人論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驚世駭俗的評論。1926年,他在廣東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農民問題》等教程。根據學員筆記,毛澤東當時對王莽就有這樣的評價:“王莽:漢時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為他們吃的是漢朝的飯,要給漢王朝說幾句好話,把王莽說的怎樣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個壞人。我們現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誠懇的態度來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時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以后地主階級見王莽所行的政策,諸多不利于己,欲尋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劉秀遂于是時起來了,倡人心思漢,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劉秀卒得勝利,此蓋因王莽所代表者農民利益耳。劉秀則代表地主階級之利益,故能得最后勝利。”毛澤東的這番話,肯定了王莽較早注意農民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農民利益,完全突破了傳統史學的觀念,給人以耳目一新、振聾發聵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澤東個性剛毅,崇尚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哲學。早年他便在讀書筆記中寫道:“吾人攬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世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澤東這種喜競爭、喜變化、喜開創的獨特個性,直接影響了他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評。例如他讀《漢書》,對“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漢高祖劉邦,對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青眼有加,評價頗高,但對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卻與眾議相左,評價一般。

            漢文帝劉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為漢高祖劉邦與簿姬所生,在位23年;漢景帝劉啟(公元前189年—前141年),為漢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執政近40年,史稱“文景之治”。這也是我國封建王朝第一個著名的“盛世”。 漢高祖劉邦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順民之情、與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廢俱興,老百姓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文帝、景帝繼位后,繼續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堅定地執行劉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對內,“輕徭薄賦”“修德省刑”,盡量減輕人民負擔;對外,繼續實行和親政策以求邊境穩定,即使匈奴背約來犯,亦不發兵深入,以免耗費財力民力,煩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嚴,他們儉省節約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文帝、景帝“無為而治”的結果是,到漢武帝即位時,“太倉之粟溢出倉外,府庫之錢年久索斷”,呈現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總體上給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規蹈矩,求穩怕亂,甚至守成多于創新,繼承重于發展,在治國的實踐上也出了不少問題。例如:對同姓諸侯的坐大過于忍讓,節制不力,優柔寡斷,導致“七國之亂”的暴發;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治標不治本,茍安于一時,邊患時有發生。但傳統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國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贊譽,對他們的墨守成規、封閉保守卻視而不見。對此,一生力主開拓創新的毛澤東是大不以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同《人民日報》負責人及有關領導談話時,結合他讀漢朝的歷史,談到了對文帝、景帝的評價,強調指出:“歷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嗎?實際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維持會,庸碌無能。”同年6月13日,毛澤東在與胡喬木、吳冷西等人的談話時又重提他4月10日與原《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的內容,說:“高祖之后,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么可稱道的。”毛澤東的上述兩次談話,主要是談《人民日報》的工作,說要政治家辦報,不要書生辦報,進而對漢代的幾個皇帝作了一番評論。從毛澤東這些“隨機”的評論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讀史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約束、總能見人所未見,不喜平庸保守、總是鼓勵蓬勃進取的偉大革命家的光輝形象。

            毛澤東讀《漢書》,不喜歡平庸守成之君,對“敗家”之主的批評更是入木三分。漢元帝劉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漢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漢書》稱他“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是位多才多藝的皇帝。《漢書》記載,劉奭不僅精通文藝,還柔仁好儒。被立為太子后,看到父親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心里難過,便向父親進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聽了很不高興,憤然作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歷史不幸為宣帝所言中,西漢由盛轉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拋棄了“霸王道雜之”(即“外儒內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國之術,熱衷儒術,以《詩經》和儒學治國,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敗,賦役繁重,社會動蕩,加之自然災害頻發,西漢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澤東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兩次談話,均提到了漢元帝,他說:“從元帝開始,(西漢)每況愈下。元帝‘牽制文意’,優游不斷……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敗。”“前漢自元帝始就每況愈下了。元帝好儒學,擯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優柔寡斷,是非不分,賢佞并進,君權旁落。他父親罵他‘亂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又提起這個話題:“漢元帝用《詩經》治國,‘儒學’治國。漢元帝的老子是漢宣帝,對他說漢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說他優柔寡斷。”

            毛澤東曾頗為幽默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中國歷史上有三歲的皇帝,但沒有過三歲的娃娃拉著車滿街跑,六歲也不行。你說當皇帝與拉車哪個難啊?“當皇帝”的不如“拉車”的,真是莫大的諷刺!不要以為這僅是句玩笑。其實這真實地反映出一個經天緯地的偉人,對普通勞動者由衷的尊重,和對漢元帝一類無真才實學、僅靠“血統”當皇帝的禍國之君的極度鄙夷。漢元帝滿腹詩書,但毫無治國經驗又聽不進不同意見,最終成了西漢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澤東對他的點評發人深省。

            重年少,賈生才調世無倫

            賈誼(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陽人,西漢文帝時有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他18歲時,就以能誦詩書屬文聞名于世。20多歲時,漢文帝召其為博士。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凡說到年輕才俊,便時常提及賈誼,譽為秦漢專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他的秘書田家英,建議他:“如有時間,可一讀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鵩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見于《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

            《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是賈誼為國家長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謀策。當時,從漢高祖到漢文帝,已歷近40年,政治比較穩定,經濟有很大發展,社會繁榮。但賈誼卻居安思危,從歌舞升平中看到潛伏的種種危機。他不屑當朝權貴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做法,斥之為“非愚則諛”。他的《治安策》開宗明義,認為:“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流露出一個愛國者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切憂慮和關注。所謂“可為痛哭者一”,是指當時異性諸侯雖去,但同姓諸侯趨強,相繼發生了淮南王、濟北王之亂,如果聽任同姓諸侯坐大,則后患無窮。解決辦法就是“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諸侯領地,削弱諸侯權力。因為諸侯“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便于皇帝統治。所謂“可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為患,邊界長期不寧;皇帝在邊界問題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議加強對少數民族的威懾力,嚴懲里通外族的官員。所謂“可為長嘆息者六”,是指世風日趨奢靡,人民貧困,潛伏著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氣未能徹底滌蕩;對太子的教育和為君之道未予重視。他建議制定禮儀、綱紀、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緊密結合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的放矢,切中時弊,而且有理有據,文筆樸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摯,說理層層深入,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毛澤東認為《治安策》不愧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但是,由于當朝權貴和老臣們的嫉妒反對,賈誼的正確主張并未被號稱“明君”的漢文帝采納,反而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而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及漢武帝時期不得不大舉討伐匈奴,都證明了賈誼非同凡響的政治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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